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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别的

    1981年,我们在流氓罪的边缘蹦过迪

    2020.11.05 | BY Rice |
    你是坏人吗犯罪考古这不道德
    这是一次由一首歌的评论区引发的大型考古实践。
    这首歌叫《巴比伦河》(Rivers of Babylon),是 80 年代的舞厅圣曲,你很可能也听过:
    80 年代就是我去考古的历史阶段,而作为考古线索的歌曲评论,出土时间为 6 年前。一切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这条的评论的下面,有一大波被勾起陈年往事的热心网友从不同视角对这次 “1981 事件” 进行了全景式的还原(也不排除刻意写梗的可能性),一步步展示了迪斯科在刚刚登陆大陆时 “人传人” 的过程:

    生于 90 年代的我并没有 “听听音乐跳跳舞也能进局子” 这一段记忆。迪斯科不是 80 年代的标志性符号吗?原来蹦迪在当时竟是种 “禁舞” 吗? 
    这层禁忌突然让这种 “中老年广场舞” 变得性感了起来。 
    资料显示,上世纪 70 年代,迪斯科作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 1946 - 1964 年出生)推动的最后一波流行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随着中国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这种音乐风格也在中国流行起来。 
    在同一时期,流氓罪作为一种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出现在我国 1979 年刑法第 160 条,“跳不健康舞” 也常常被纳入其中。1983 年,严打开始,流氓罪再次加码,刑度与故意杀人罪相同,最高可判处死刑。很快,陕西爆出了特大流氓团伙 —— “马燕秦事件” ,爱跳舞的马姐因为长期组织家庭舞会,致使 300 多人被抓,她和另外两人因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乐队指挥等人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

    马燕秦照片。当时编剧芦苇也这因跳舞被抓的 300 多人里,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称马燕秦为 “黑道教母” ,她是一个 40 多岁、长相一般的寡妇,却因为在家办舞会成了当时西安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见尾注 7 )| 图源:搜狐 

    在这样严格的禁制之下,迪斯科和霹雳舞却没有悄悄沉入地下,反而成了 80 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时的年轻人是如何在重重束缚中学会跳舞?又究竟为什么要禁止他们跳舞呢? 
    实在太多疑问了。于是我找到了两个在 80 年代当过小片警的老哥,和他们聊了聊真实的 1981 年前后,那些关于跳舞和犯罪的故事。因为职业的敏感性,本文将不涉及他们的个人信息和采访中透露的执法细节,仅保留他们对于所经历过的这个 “禁舞” 时代的描述,并以此为线索来探究我上述提到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如今已经是退休警察干部的老哥告诉我,故事或许可以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讲起。

    1979 年以前:不再跳舞的十年

    两位老哥告诉我,wg 之前人们也跳舞,而且跳得很好。民国时期,舞厅文化一度风行于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也产生了百乐门、仙乐斯等一批如雷贯耳的舞厅名字。对于最早开埠的上海来说,当时甚至流传着 “不能跳舞不是上海人” 的说法。

    1926 年上海舞厅的男女。| 图源:新浪

    建国后,虽然大部分营业性舞厅被取缔,但部分机关、学校等单位还是会不定期举办内部舞会。舞蹈时代随着 wg 正式将交谊舞列为 “封资修” 而中止,伴随着语录歌的 “忠字舞” 成为唯一被允许的群众性舞蹈。

    1957 年中国大陆的交谊舞会。| 摄影:Marc Riboud,图源:cpanet.org.cn

    1967 年,辽宁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住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中跳忠字舞。| 摄影:蒋少武,图源:cpanet.org.cn

    1967 年,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列车暂停,全体旅客在站台上跳忠字舞庆祝。| 摄影:蒋少武,图源:cpanet.org.cn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人难免也会染上几分清教徒般的做派,这种普遍的道德洁癖也为流氓罪的诞生打下了群众基础。 
    然而,两位老哥提醒我,其实在流氓罪之前,就已经有 “劳动教养” 制度代为管教那些个人道德和作风有问题的闲散人员。
    这个词唤醒了我在童年时期的一些隐约的声音记忆,好像来自傍晚姥爷常看的新闻联播或焦点访谈。采访结束之后我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行政处罚,简称 “劳教” :公安机关无需经过法院的审讯定罪即可将嫌疑人投入劳教场所,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劳和思想教育,最高期限 4 年。它的初衷是为了管理 “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而据两位老哥所说,在规定刚刚出台的 60 年代初,基本上各个单位都要选出几个 “不务正业” 者去劳教,以儆效尤。 
    “那会儿各单位也犯难,只能下放标准,那些爱踢足球的、爱迟到的,人们看不顺眼了,就都送去劳教。”老哥们这样告诉我。就这样,人们的道德和法治观念也有了新的标准:原来这种程度的 “坏” 也是要接受改造的!

    1957 年末,四川省对流浪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安置在仿效苏联设立的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图为 1962 年,曾在大堡作业区被“劳教”的杨泽云(前)被释放后,在中川铁厂工作。劳教制度于 2013 年底人大审议废止。| 图源:网易看客

    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却在逐渐放开法律对道德的约束。在劳动教养制度诞生的 1957 年,英国也同一时间发布了后来享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沃芬顿报告》。这一报告明确提出 “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 ,直接影响了西方关于婚外性行为(包括卖淫行为)和同性恋的非罪化。 
    十年动乱结束,一切重新走上正轨。1979 年,中国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我们从 “人治” 向 “法治” 又迈进了一步。而在这一过渡阶段,新生的法律和旧有的道德观的冲突,往往就通过几大 “口袋罪” 来解决,流氓罪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条。 
    《刑法》第 160 条对流氓罪作了如下规定: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具体要怎么解释寻衅滋事和其他流氓活动呢?最终影响法律决策的,还是道德观念。
    在我问到 “流氓罪的主要涉事群体” 时,两位受访者还告诉我了另一个在 60 - 70 年代埋下的重要线索: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婴儿潮。资料显示,这次婴儿潮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时期,时间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中后期。这股莽撞的年轻力量也是 80 年代被称为 “流氓” 的主要群体。 

    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补偿性生育使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高达 40%( 2019 年的数据为 10.48% )。|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 1949 - 1985 》、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图源:网易

    十年过去了,人们终于可以跳舞了。只是曾经爱跳舞的那些年轻人,此时都已经不再年轻了。老哥们说,那些上得来台面的舞步就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跳,而年轻人跳的,只能称得上是 “跟着音乐扭动” ,都可丑了。不过很快,适合他们随意扭动身体的音乐就要来了。

    1980 年在广州的舞会上只有老年人会跳交谊舞,舞伴也大多是同性。| 摄影:安哥,图源:cpanet.org.cn

    79 - 83 年:先有音乐,再摇摆

    1979 年除夕夜,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面向人民售票的舞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这是一个信号:有些东西随着交际舞又回来了。

    图中的女孩是演员盖晓玲,她为了这次舞会第一次穿上了高跟鞋。摄影师记录说,舞会中像她这样选择异性舞伴、又跳得大方得体的非常之少,这一幕也因此被定格为经典。(见尾注 5 )| 摄影:李晓斌,图源:新浪

    80 年代初,北京市民在学跳交谊舞。| 摄影:黄小兵,图源:cpanet.org.cn

    此时,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这一年,《大众电影》在封底刊印了一张《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拥吻的剧照;首都机场新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绘入了 3 个傣家女子的裸体;《读书》杂志创刊,开篇文章标题叫作 “读书无禁区”;录音机也开始从香港经广东流入大陆,随之掀起一场从耳朵开始的身体解放运动。

    “BIE别的” 办公室里收藏的老式录音机。据说这个录音机来自新裤子彭磊,它曾经出现在《龙虎人丹》专辑的封面上。| 摄影/ 后期:冬甩 

    1979 年,两个刚刚成年的小警察从警校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不同片区的警察局做片警,工资 31 块钱。他们说,那时候,一台录音机要 1000 多块,但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大多数家庭咬咬牙也能拿出这个钱来,于是录音机就成了家家户户攀比的对象:一个喇叭的能出声,两个喇叭就有立体声了,还有四个喇叭,六个喇叭,甚至八个喇叭的。
    喇叭里响起了国外和港台的音乐,那些潮流的装扮和时兴的舞步也随着律动的旋律,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说到听过最早的 disco 歌曲,一位老哥立马哼起了 1979 年欧阳菲菲的《的士高皇后》中的片段,歌词一字不差,虽然他已经忘了歌手和歌名。视频为《的士高皇后》( Disco Queen ) 1980 年的 MV 。

    花大价钱买了这样拉风的录音机,自然要出门大肆炫耀一番。婴儿潮一代出生的年轻人们开始聚集在全国各地的公园里,边上放着录音机,再不济就用手风琴、口琴来代替,用跳跳小舞、喝喝啤酒的方式,创造着属于新一代人的娱乐方式。

    1980 年春,每逢星期天,“星星美展” 、“四月影会” 、“今天” 等组织中的年轻人们还有使馆区的外国人们就会自发地聚集在当时还很荒凉的北京圆明园公园,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就在一起喝着啤酒,跟着录音机里音乐随性扭动。(见尾注 9 、 10 )| 摄影:李晓斌,图源:新浪

    然而风向很快就变了。1980 年 6 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随之而来的是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上盖上了 “遮羞布” ,刊登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受到了读者的批判。 

    于是也就出现了开头 1981 年因为在天台上跳舞而被罚款的情形。我就评论中描述的情形采访了两位老哥,他们说,跳舞不是不可以,但要看跟谁跳、在哪跳,要是一群人未经许可在公共场所放着 “靡靡之音”(非革命歌曲)跳舞,那就是 “不健康舞” ,这个 5 块钱罚得没毛病。

    公共场所不能跳舞,那就只好在家里跳舞了,家庭舞会也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舞会形式。1982 年,一份《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开始对家庭舞会进行取缔。

    到了 1983 年,有人开始因 “跳不健康舞”而获罪,甚至丧命。

    1979 年春,北京颐和园公园,跳摇摆舞的时尚青年。| 摄影:李晓斌,图源:siyuefeng.com 

    1982 年冬天,北京颐和园知春亭餐厅,墙上已经挂起了 “禁止划拳、行令、播放音乐、跳舞”的警示牌。| 摄影:李晓斌,图源:新浪

    83 严打:荡步舞的荡,是浪荡的荡

    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充满活力,也充满不确定。 
    那些在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此时到了荷尔蒙高涨的年纪。我问两位老哥, “我们也年轻过,为什么在当时 ‘流氓’ 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无聊啊!”  
    用老哥们的话说,十几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他们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钱也没有正经事做,仅有的几部电影反复看得连台词都能抢答了,不捣乱还能干什么?于是,他们拉帮结伙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用打架、抢劫和调戏女孩来发泄青春期过剩的情绪。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又没有在“那十年”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四处作恶的 “小流氓” 成为 80 年代让所有人头疼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至于家庭舞会,在 “性自由” 还没有成为一件共识以前,年轻的男男女女只能以跳舞之名进行仅有的异性肢体接触,在那样一个无监管的私密空间里,放任暧昧在其中不断发酵。这让年轻的身体感到激动,也让严守性禁忌传统的大人们害怕。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治安严打开始了,史称 “ 83 严打“ 。 
    严打期间,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做出如下名词解释: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

    电影《青红》中 80 年代地下舞会的片段,舞会中第一首歌曲就是开头提到的《巴比伦河》。演员秦昊饰演的迪斯科青年在这短短几分钟里贡献了全片最高光的一段舞蹈表演,舞会末尾还上演了经典的 “黑灯舞会” 场景

    采访中的两个老哥回忆说,当时做片警是有抓人的 KPI 的。比如一个派出所的辖区有 900 户人家,那这个片区的人数就按照户数的三倍估算,这些人中有多少人要被拘留、多少人要逮捕,都是有数的。这个数字不仅是个人的指标,不同警局之间也会互相比赛。 
    为了凑 “业绩” ,就产生了 “拔高” 一说。比如跳不健康舞,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一经 “拔高” ,就成了流氓罪。 
    那 “不健康舞” 的标准是什么呢?没人能说清,两位曾经的执法者也不能。这种 “不健康” 有时候是因为中西方政治阵营的对立,让西方音乐也变成了 “有毒的” 文化;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因为舞步摇摆间性的萌动令人看不顺眼。 
    “不管跳三步舞也好,伦巴也好,探戈也好,起码得有个舞步,那些都是 50 年代过来的人才会跳的,那会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会跳,那年轻人都怎么着?俩人干脆搂一块儿,那脚在里面就这么左一下、右一下的摇着、晃着,甚至都不动,你说那跟舞有什么关系?他们就管这叫 ‘两步舞’ ,说俗了也叫 ‘荡步舞’ 。” 两位老哥说到这,正在做笔记的我忍不住问道: “ ‘荡步舞’ ?是 ‘荡秋千’ 的 ‘荡’ 吗?”
    “是 ‘浪荡’ 的荡” ,一个老哥马上说,接着又反应了几秒,说, “对” 。
    虽然他们解释说严打不针对跳舞,但不少资料显示,在 “ 83 严打” 期间因为看不惯男女跳舞而将交谊舞、迪斯科舞和两步舞混为一谈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两步舞更是被扣上了 “淫乱活动” 的帽子,直接被称为 “两步流氓贴面舞” 。就这样一步步拔高,打击跳舞也成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的举措之一。

    1987 年,公园里负责驱赶跳舞者的管理人员会骑着自行车巡查,遇到路边跳舞的人就训斥一番。| 摄影:张兆增,图源:新浪

    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产生了一批没有受害者的离奇案件。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因为裸泳和 “乱搞男女关系” 被判处死刑的大学生,她在面对判决时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 20 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 (见尾注 6)
    很可惜她没能等到这个社会实现性自由的一天。40 年已经过去了,我也还在等着。

    1983 年,在故宫的角落里谈恋爱的男女。虽然恋爱是自由的,但当街勾肩搭背依旧是禁止的,因此情侣约会大多选择公园里僻静的角落。(见尾注 11 ) 我就此特意问了受访者老哥说:“正经夫妻也不行吗?” 他们回答:“正经夫妻就不会勾肩搭背了。” | 摄影:张兆增,图源:新浪

    1986 年以后:“一回生,二回熟” 的不正经 

    两位老哥也跟我表示,他们其实都喜欢跳舞,只不过不会去私人舞会。 “要是去了,那这身“皮”也不用穿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他们的侃侃而谈中看出一点局促和不合时宜的紧张。
    据他们说,在 83 年前后,还有不少机关单位为了创收,会举办公开的小舞会,门票 1 毛至 5 毛钱不等。有的学校和单位就在食堂里办舞会,等到晚上就把桌椅挪开,拉上彩灯,摆上瓜果,甚至连派出所也不例外。
    我看到的资料中,一位年轻作家是这样描绘当时他大学舞会的情景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在舞会四处巡逻,一面看着翩翩起舞的年轻人,一面严肃喊话: “注意舞姿!保持距离!” (见尾注 12 )这些代表 “人民” 的工人宣传队的存在,大概是这些舞会能在严打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1984 年,第一次进舞场的小战士,生涩和拘禁都明晃晃写在脸上。| 摄影:袁学军,图源:cpanet.org.cn

    1984 年 10 月,舞会改 “禁” 为 “限” 。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1986 年,作家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在他的推动下,国家于一年后正式解除了对营业性舞厅的禁令,私营舞会走向合法化。而他用来说服其他持反对意见的部门所用的理由是:开放舞厅正好可以将跳舞的流氓一网打尽。
    不仅舞厅开了,街上跳舞的人也更多了。两位受访的大哥回忆说,那时候到了晚上,等到菜市场都关门了,摊主就把菜摊用布一遮,白天的菜摊转眼变身 “音乐茶座” ,摆上桌、椅、茶和瓜子,人们就可以在边上的卡拉 OK 机上唱歌了。几首过后,人们就开始跳舞,跳上半小时后再接着唱。
    “一般迪斯科都在最后放,那时候人就疯了,你要会不会的都在那蹦” ,老哥们说着还比划了两下。嗯,是不好看。

    1987 年,云南中越边境的老山前线,战士们也在跳迪斯科,边上放着录音机。| 摄影:安哥,图源:cpanet.org.cn

    1987 年,地坛公园的老年迪斯科。这些年纪稍大的人感到无法适应迪厅的环境,他们选择聚集到公园一角,跟着稍缓的音乐节奏,学跳适合老年人的迪斯科。| 摄影:张兆增,图源:新浪

    1987 年,西安的广场上,原先看不惯迪斯科的老干部也自己跳起了迪斯科。| 摄影:潘科,图源:cpanet.org.cn

    1986 年,中国引进了《荷东》,这张欧洲的迪斯科舞曲合辑在当年一时风靡大街小巷;1987 年,美国电影《霹雳舞》( 1984 )在中国上映,掀起了新的舞蹈旋风……在一个又一个新流行文化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 “正经人” 也被曾经的 “不健康舞” 吸引,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乐在其中。
    “那些舞吧,我们一开始看着也不正经,慢慢就习惯了,就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像那些舞厅里头那些穿着什么大喇叭裤的人,刚开始去咱们是真看不顺眼,但看两回,也就那么回事了。”
    两个老哥这么说着,我却在想,其实这世界上大部分的 “另类” 以及和性相关的行为、行业、个人取向,在历史上都曾经被归为“坏”的道德领域。人们只是需要一个慢慢接触、慢慢习惯它的过程,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道德败坏”不过是现代文明一块写满愚昧和谎言的遮羞布,背后是在 “一刀切” 下沉默的个体。其实只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经常看到的窗口,更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就能逐渐证明自己的“清白”,从 “地下” 来到 “地上” 。  

    1992 年 12 月,上海和平饭店 “圣诞之夜” 首次公开出现 “三点式” 跳舞女郎。| 摄影:雍和,图源:cpanet.org.cn 

    2011年,四川成都人民公园,迪斯科一代慢慢步入退休生活,也逐渐成为公园舞场的主角。| 摄影:陈锦,图源:cpanet.org.cn

    就这样,在 “一回生,二回熟” 的开放道路上,人们心中对性和身体的禁忌也在不断消除。

    1997 年的新版《刑法》中,“流氓罪” 被分拆为具体名目的多个罪名:即聚众斗殴罪(第 292 条)、寻衅滋事罪(第 293 条)、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罪(第 301 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第 302 条)、确立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第 237 条)。 “流氓” 的叫法从刑法中彻底消失。

    而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直接消解了街头 “流氓” 存在的意义。在写这篇文章以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人们的日常话语系统中见过/听说 “流氓” 这个词了。

    跳舞禁忌和性禁忌逐渐作古,霹雳舞也被更新的街舞舞种分解稀释,只剩下当年的音乐还原样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

    就在我采访完两位老哥的这天,我一边在脑子里转着采访中的各种信息,一边在傍晚的簋街上遛弯,走着走着就听到街边有人在放《巴比伦河》这首歌,恰好是几个从迪斯科年代过来的中年人在路边上喝酒聊天。我马上现学现卖,走上去和他们套起了近乎。

    放音乐的就是图中这个潮大爷。80 年代的大录音机换成了如今的小蓝牙音箱,但放的还是那个年代的歌。| 作者供图

    这次我们没再继续聊 “罪” ,只谈了那些开心的事。他们给我讲起了八九十年代北京的迪厅,新街口的 JJ Disco、BANANA 和美式风格的 NASA,这些消失的地标承载着他们的青春。这时我的脑子里闪过的是愚公移山和鼓楼 MAO ,而我突然惊恐地发现,它们也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变迁中。

    当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打开了《巴比伦河》这首歌,这才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是改编自《圣经·旧约》Psalm 19 和 137 中的内容,讲述的是 2600 年前,在巴比伦帝王尼布甲尼撒毁掉了耶路撒冷后,被流放为奴的犹太人在苦役之余,坐在河边,回忆锡安(上帝应许之地)的情景。

    这也许就是这首歌能够勾起这么多陈年往事的原因吧。

    主要参考资料:

    1、李银河. (2004). 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21-31.
    2、徐汉亭. (1985). 关于流氓罪定性的几个问题.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 22-26.
    3、罗翔. (2018). 法治的细节︱流氓罪为何消而不亡
    4、潘科. (2013). 我们舞在大路上
    5、李晓斌:那是一个底层民众能够与国家达成一致的时代
    6、旧事往事:83 年  "严打"  离奇案 
    7、编剧芦苇:我犯过的 “花案”
    8、主题展:张兆增《八十年代的北京》
    9、弄潮儿:禁舞初开,1979 年交谊舞重回人民大会堂又跳到公园里
    10、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之一:终于可以牵手跳舞了
    11、拍最熟悉的事物,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 | 张兆增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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