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中有歌，有神，有鬼，还有持摄像机的人

2022.01.08 | BY Rice |

旷野歌声电影纪录片苗族陈东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纪录片《旷野歌声》讲的是西南地区一个苗族村寨里的故事，那个村子叫小水井村，这里的苗人喜欢唱歌，以前唱民歌，现在唱圣歌。

小水井村有个合唱团，很有名。没出村子时，他们是教堂里的唱诗班，白天务农，晚上聚在一起时会用苗语唱歌颂上帝的圣歌；出了村子，他们就是合唱团，上春晚、录节目、出国演出、参加各种唱歌比赛，有时唱些他们听不懂的外文流行歌，有时唱红歌。

历史上的苗族人在频繁的战争和迁徙中丢失了他们的文字和家园，只有歌唱这件事从没停过。一开始，他们通过祖辈的歌声传递民族的历史，后来用唱歌传递上帝的祝福，现在他们用唱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在持续不断的歌颂中，被歌颂者却几经辗转变化，你还能否能听到苗族人自己的声音？事到如今，他们是谁？他们又在唱些什么呢？

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最上排中间的男孩，名叫建生。| 图片来自电影《旷野歌声》

2014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导演陈东楠第一次来到小水井村，第一次在教堂听他们唱了一次圣歌。那天的主持人是一个长得挺帅的苗族男孩，“挺像谢霆锋的”，东楠导演说。后来她看到 “谢霆锋” 在唱圣歌时非常投入，唱着唱着甚至会整个人颤抖起来。她拍下了这个画面，虽然它后来没有出现在纪录片《旷野歌声》里，但她常常会回看这段素材。而这个名叫建生的帅气男孩，也成了她这部纪录片两个主角之一。

7 年过去了，在 2021 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陈东楠导演的首部长片《旷野歌声》入围了 “惊人首作” 和 “最佳纪录片” 两个单元。虽然它和其他 3 部入围最佳纪录片的影片一样，最终因为 “技术原因” 没有进行公开放映，但我们有幸通过导演在一次私人放映中观看了这部影片，而这次偷偷观影却让它却成了去年所有 FIRST 影片中我看到的最大惊喜。

不久前，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 在昨晚刚刚公布的第 51 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入围名单中，陈东楠导演的《旷野歌声》入围了今年的 Art Directions 展映单元。

六年的拍摄，让一个淳朴的小山村合唱团的故事，也不得不显露出它复杂、充满变数的一面。摄影者跟随着建生，从一个自由而虔诚的放羊人，走进一段被桎梏的婚姻中，一个朝圣者背负起房债，他从那个唱圣歌时会不由自主颤抖的男孩，变得逐渐沉默、消沉、然后学会忍耐和随波逐流。

影片的另一个主角，亚萍，一开始被选中成为主角，只是因为摄影师在看了他们唱歌后，就觉得这女孩 “长得贼好看”。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年轻美丽的亚萍也经历了结婚、生子，一度被不信神又善妒的丈夫禁止唱歌，再到影片的最后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在山崖上又跳起了轻快的舞蹈。

影片最后，在山崖上起舞的亚萍 | 图片来自电影《旷野歌声》

电影中，建生在将生命奉献给纯粹的信仰还是臣服于复杂的现实中不断摇摆，苦苦挣扎，最终，他还是选择选择背负起生活的重担，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个逆流而上的人会被所有世事挤压……我会去改变自己，也会随波逐流”。

看完电影后，我感到这句话一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脑海里。这时，我就知道这部纪录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他者式的凝视，而是对所有在身在时代的夹缝中奋力挣扎的鲜活个体的关照。只要是人的歌声能够传到的旷野，那就是生命的旷野。就像苗族歌曲曾经记录了他们民族的历史一样，《旷野歌声》也试图用独立纪录片的方式，为当下的我们可能正经历的变化留下一些印记。

带着对小水井村的好奇和对这部影片的喜爱，我和影片的导演陈东楠聊了聊《旷野歌声》的拍摄背后，这里的神、鬼、人的故事。

《旷野歌声》导演陈东楠

点击此处观看《旷野歌声》预告片

旷野中神和鬼

“我们苗族人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是神啊，请指引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旷野歌声》

一直以来，小水井村的苗族村民们笃信村子里有鬼，却不知有神。在《旷野歌声》另一版的电影海报上，那条挂在树上的裙子就据说是被鬼挂上去的。

陈东楠导演告诉我，村子里自一直流传着关于鬼的传说，有时是偷裙子的鬼，有时是附在人身上的鬼，生病了是鬼搞得鬼，盖房子时砸伤了手也是因为鬼。直到现在村子里还保留着苗族传统中的巫医看病方式：生病了以后拿个煮熟的鸡蛋在身上滚一滚，滚完后掰开，根据蛋黄的纹路，判断这 “病鬼” 是怎么缠上你的。

村子里传说有一个喜欢偷裙子的鬼，这个鬼只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出现，偷来全村的裙子就这样挂满在树上 | 图片来自电影《旷野歌声》

然后，“神” 来了。

上世纪 30 年代，西方的传教士经历了在中国大城市传教的挫败后，将传教的目标转向了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其中也一个叫郭秀峰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就因此来到了小水井村。这些西方传教士不仅给这些落后的村子带来了教堂、学校和医院，他们还了传播苗语的圣经和圣歌，为苗族人创造了一套新的书写文字。当时，传教士在传授圣歌时，教给他们的就是传统的西方四声部唱法。一百年多去了，这里依旧保留着这种最古典的欧洲宗教音乐的唱法。合唱团的张团长甚至将小水井合唱团称为 “遗落在中国的西方古典宗教音乐 ‘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也有做苗族的新书写文字，但是对于苗族人来说，变来变去的文字却好似还没有歌声悠久绵长。毕竟在他们动荡的民族历史中，只有唱歌这件事是一直没变的。所以，苗族的历史和记忆也大都记录在他们的歌词曲调里，通过一代代的歌声口口相传，就像预告片最后那个老爷爷唱的那样。但人的记忆终究不如白纸黑字牢靠，很多歌谣就连那个老爷爷也都唱不完整了。

而整个村子里除了这个老爷爷之外，其他人都不会唱这些苗族的歌曲，大家已经只会唱圣歌了。

《旷野歌声》预告片里出现的唱苗歌的老爷爷

“我最早刚到小水井村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就是感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民族文化。现在苗族刺绣她们好歹还会绣一点，但是当那个会织布的奶奶去世后，就现在再也没有人会用那种织布机了。至于其他那些一提到苗族就会想起的文化标志，像是牛头，还有他们戴得那种带金属片的帽子，以及民族乐器芦笙，都没有出现在小水井村里。它基本上是一个人人唱圣歌的地方。我们当时就觉得，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基督教记忆冲刷和替代过的地方。” 陈东楠导演说道。

因为没有历史，这里也没有关于苗族的神的传说流传下来。在基督教传到这里之前，他们还依照着苗族的巫术传统，会拜山，拜鬼，拜石头，甚至和 “鬼” 交朋友。

如今，他们相信上帝，也相信这世上有上帝就必然有鬼。“要是跟村里的人说起鬼，他们就会说起村子里那个偷裙子的鬼，也会说他们在圣经里面认识到的鬼。其实他们常常说着说着就讲串了，一会儿是撒旦一会儿是他们苗族的鬼，但又讲不清这两个之间的区别。”

在教堂学习圣经的小水井村村民

就这样到了 21 世纪，小水井村里的人们依旧以一种夜不闭户、早耕晚息的闲散姿态，栖息于这座贫瘠的高山顶端，每日放羊、唱歌、种玉米和礼拜，祈祷早日脱离贫困，并相信上帝终将降福于他们。

直到 2002 年的某一天，在县文化局工作的张部长下乡调研时，偶然间听到了村子里这些刚刚下地劳作完的农民正在唱用苗语唱亨德尔的《弥赛亚》。在最初的惊讶过后，他立即开始策划着让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走出大山，甚至走出国门。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他也真的让小水井村合唱团让越来越出名，团员们连同这个村子里其他村民的收入都在这些年间翻了数倍甚至数十倍。

但就像片中的建生那样，虽然小水井村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但在这个被信仰所笼罩的边缘村落里，他们也面临着坚守信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挣扎。

亚萍和建生

“他们在纽约时演出唱了《让我们的花园繁茂生长》（Make Our Garden Grow ）这首歌，刚好建生的妻子唱的是 'Let dreamers dream what worlds they please / Those edens can't bt found' (让做梦者去做梦吧，伊甸园是不存在的) ，这句歌词就好像是她刻意唱给建生的，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唱的是什么。” —— 陈东楠

建生是片子中的两个主角之一，却在这次采访中占据着绝对主角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在片中镜头更多，原因则恰恰相反。

和建生相比，亚萍其实是那个更能够享受镜头的人。她很美，也喜欢展现自己的美。那个挑中她的摄影师在教堂连续听了几个晚上的合唱后发现，亚萍是唱诗班里唱歌最认真的一个，她会一直看着指挥点头，跟着做动作，两个眼睛永远是非常单纯的样子。后来导演找亚萍聊了一次，她说，“我觉得亚萍是有光芒的”。这种光芒投透过她的自信，还有她整个人舒适的状态无时无刻地不展放出来。但最终让导演敲定亚萍的，却不止是因为这些。

影片刚开始拍摄时的亚萍

“在我看完他男朋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拍他。”

“是因为看到他就已经意识后面的悲剧了吗？”

“也不一定是悲剧，但就是会觉得是有张力。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那男孩也是苗族，但不是小水井村的，他不信这些。第一次见他的样子比片子里还 ‘酷’，头发是竖起来的，胯上的牛仔裤差点就要露出半个屁股了，然后还抽个烟。因为小水井村是没有人有抽烟喝酒这样的习惯的。抽烟喝酒的那些人们，都不敢接近教堂。

亚萍老公也是这样，他跟我说他不敢进教堂，他会害怕。结婚那天他不得不进了教堂，满头冒汗。他自己觉得被别人观看很不舒适，也觉得他那个样子不应该待在那种地方。他不是不愿意配合他老婆，排斥什么的，他就是单纯地觉得在圣洁的场所会自惭形秽。”

而我所说的悲剧，是指片尾亚萍因为唱歌被丈夫打后，带着孩子偷偷跑回了娘家。片子最后也定格在她终于摆脱丈夫的束缚，在山崖上跳舞的圆满结局。但在现实中，她的父母也并不支持她的“出走”，虽然亚萍已经为自己和孩子离婚后的生活盘算好了一切，她的丈夫还是通过亚萍的爸爸还是把她劝回了家，如今已经生了二胎的她也离开了小水井村，去了县城打工。只在偶尔有活动时，她才会她老公的村子里给大家培训唱歌，但唱得也都是那些节庆时需要的红歌。

“红歌歌手”亚萍

拍摄后期的亚萍和孩子

不管是面对镜头的建生，还是生活里的他，并没有亚萍那种自在和舒适。也许刚开始是有的。东楠导演和建生熟悉得很快，因为建生和这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有更多自己的思考的人。东楠导演刚认识他时，他还没有承担太多生活的重担，每天起床后就慢悠悠走上山放羊，导演就跟着他一起去放羊。

“建生是一个很多自己的思考的人，我也有感觉他可能在村里面能倾诉的人不多。倒不是什么很个人化的事情，就是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和好奇，就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后来我就买了一个日记本送给他，我说你看起来很适合写东西，要不然你可以没事写写日记，他就真的有写。也就有了片子里那些（建生读日记的）旁白。” 片中看到的那句像刺一样扎着我的话，也是出自这本日记。

东楠导演和建生在看他的日记

那时，迫于家庭的压力，建生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结婚了。他原本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和自己的妻子沟通。他在日记里写：“主啊，请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爱我妻子吧。”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在保持虔诚的同时，面对生活给予他的诸多挑战。他和妻子的婚姻在沉默中饱受考验，几经挣扎，他最终还是做了决定。他在日记里写道：

因为在婚姻的这条道路上真的很不容易，放下自己很难，牺牲自己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当你坚持下来，不论是什么样的生活领导你，你都不要去结束这个生命。虽然我们生活在旷野当中，但是神还是会为我们开大路，所以选择牺牲生命这样的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做了。

他和妻子的矛盾最初集中在盖房子的问题上。对于妻子来说，房子是她想要和他稳定过下去的一个象征。而且全村所有人都在盖房子，他不能不盖，不然就会让嫁过来的妻子丢脸。但这个房子一旦盖起来，借债几十万，他一辈子都还不清这个钱，他也就不可能再去脱离这样的生活了。

讲到这，东楠导演说，“我对他是有很多困惑的。他最早一直是在说，他对经济是一种抵抗的态度。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低物欲的人，他觉得要保持自己这样的一种很虔诚、很纯洁、不被干扰的生活状态，每天需要时间去读圣经，去礼拜，去唱歌，而不是投入全部的时间在赚钱这个时间上。但是他觉得他太太不是一个像他一样，包括村里很多人都不是像他一样这么去坚守的人。”

建生和他的妻子

其实，在没有背负这么多生活的重担时，建生其实是一个说话非常有趣的人，经常一语双关。“我当时找的第一个剪辑师马修，他给我剪了一个只关于建生的故事，把所有旁的东西都剪掉了，就只由建生的采访组成的片子。因为他觉得他的采访特别好看，比其他东西都好看。”

然而就是这样的建生，在进入婚姻的困境后曾经一度抗拒拍摄，甚至差点就和导演动起手来。

闯入旷野的汉族女人

“那天演出完了以后，建生他就来找我，一副要打架的架势，握紧了他的拳头，浑身颤抖，大声说：‘你才是王八蛋’！” —— 陈东楠

我问东楠导演，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她说：“是对建生的放手。”

“就是到某一个程度上，我决定不去问 ‘你到底怎么了’，以至于在那些进不去他家的时刻，我也不一定还非要刨根问底。当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开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

陈东楠导演刚到小水井村时，发现这里的人家不仅夜不闭户，平时也不关门的。“你在村子里走，想去谁家就去谁家，顶多敲个门，人家说声 ‘请进’，就进去拍了。当时还有一些关系很好的老人，还会招呼我们去家里吃饭，跟你一起玩。”

但后来，随着这些熟悉的老人接连去世，两个主人公也分别成家，尤其是在建生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紧张、沉默的气氛，导演才逐渐意识到，即使在这个看似淳朴的村落，拍摄的界限也一样存在。

“在刚进入这个村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就进去了。他们聊天都是拿苗语聊，后期才会知道他们聊了什么，所以后来我在看苗语翻译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一直是被称作 ‘一个汉族女人’ 的。他们知道我叫什么，但没有人认为我认识他们这么久了，应该叫我 ‘小楠’ 或者什么的，还是会用 ‘汉族女人’ 来称呼我。翻译出来就有很多 ‘汉族女的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汉族女的叫我们干这干那呀’ 之类的。”

陈东楠导演接着说：“当然，我本来也不觉得《旷野歌声》是一个从内部拍的东西，它还是一个外在的视角。”

在跟拍建生的过程中，摄像机的存在让他们原本就紧张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焦灼。经济负担加重后，他们的生活进入到一种不能够被打乱的节奏，这和导演最早去拍的时候，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没有时间观念，可以放羊放半天是不一样的。建生的妻子在他们每次拍摄结束后总有些不悦，原因细枝末节却在确凿存在，可能因为拍摄人员的裤子弄脏了她的沙发，也可能是因为拍摄耽误了他们当日割玉米的进度。建生也不再是刚开始那个 “期待看到几年后的自己” 的样子，开始到处躲着东楠，甚至见面也会绕着走。而东楠导演则因为屡次跑空拍不到东西而倍感焦虑，这一切积郁终于在一次北京的拍摄中爆发了。

那天，小水井村合唱团在北京保利剧院有演出，导演好不容易办下了北京各个合作方的拍摄许可准备进行跟拍，建生却拒绝为她带上小蜜蜂（无线麦）。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导演在车上当着全体村民的面的骂了建生 “王八蛋”，然后晚上也就有了这段开头的那一幕。“现在想想感觉自己好幼稚啊，但就是积累太久后一下子没忍住爆了”，导演忍不住补充道，她现在已经可以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起这件事。

“他那阵子整体就是一个比较抗拒的状态，他觉得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你还是不能理解，你还是要在这么多人面前骂我。他跟我说那个话以后，我就觉得是我可能对他的体谅少了一些，我需要更敏锐地去理解他的处境的。”

经过这件事，陈东楠导演意识到，她需要学着对自己纪录跟拍对象 “放手”。

小水井合唱团的团员们

山雾缭绕的小水井村

写在最后：旷野中持摄像机的人

“放手” 说起来容易，但对于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却意味着更多忍耐和付出：掷骰子一样的拍摄进度、白跑一趟的失落、被没有尽头的等待……尽管他们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已经对他们已经足够严苛。

对陈东楠来说，拍摄《旷野歌声》这样的项目是肯定赚不到钱的，她总是需要一边去拍一些赚钱的活动，一边养着这边纪录片的拍摄。这也是目前国内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谋生方式，不仅票房难，拿龙标、进院线已然很难，就算想要把历时多年精心拍摄的项目投放电影节，争取靠拿奖来赚点路费，也可能出现像 FIRST 这样 “因技术原因空缺” 的意外。

在采访的最后，东楠导演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我现在是不是去拍一下剧情片会比较好，毕竟剧情片好歹它也是虚假的。” 当然，目前《旷野歌声》还没有放弃进入院线被更多人看到的那一点可能性，也许今年你就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精彩的纪录片。

再次恭喜陈东楠导演《旷野歌声》入围今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祝导演早日拿到龙标，也祝看到这儿的各位早日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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