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觉得他们奇怪，他们觉得世界无聊

2022.02.21 | BY 阿金 |

坂元裕二日本电影爱情电影青春

蛋挞仔，名字由来是麦兜电影里的一首《春风亲吻我像蛋挞》。微信头像是一张看得出是菅田将晖又看不出的图片。常可以通过新添加的好友对她昵称和头像的反应，打开些意想不到的话匣。

一些令人高兴的打招呼方式

遇到能打开意想不到的话匣子的人，蛋挞仔总是兴奋又感激，这样的心情大概要从她青春期说起。

在人们可以相信华语音乐的时期里，蛋挞仔第一次在魏如萱的歌里，听到了 Coben 的名字。“有才华的人唾弃金光闪闪的奖座，亲爱的 Coben 是否也曾爱慕虚荣”——Coben 是谁？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小岛上唱着气音的末日狂花为她打开了摇滚的门。

蛋挞仔无法拒绝那些上世纪摇滚明星的华丽与悲情。

她很早就学会了架梯子，买来 David Bowie 的写真，看 Pulp 的采访，翻出 New Order 所有可以搜到的Live。涅槃一首薄荷茶《Pennyroyal Tea》里唱，“下辈子让我当 Leonard Cohen 吧，能就这么伤春悲秋地过一辈子”（Give me a Leonard Cohen afterworld, so I can sigh eternally），她开始读起 Leonard Cohen 的诗。紧接着迷恋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爱约翰列侬，人人都想“组建一支伟大的乐队”，差不多平凡也差不多富有，各有各的撕心裂肺。蛋挞仔在那些黑色的梦中，也恨不得自己能套着红皮衣和牛仔喇叭裤，做一次谁的骨肉皮。

Leonard Cohen, 青春期里的爱人

十七岁的蛋挞仔，把整颗心的分量悬在摇滚乐和现代诗上。同一间教室的同学在作文里引用绝不出错的万能金句，在爆米花电影和重复玩着过时游戏的综艺间流连。蛋挞仔并不抗拒流行文化，但她逐渐习惯了小心地说出某个名字后对方茫然的眼神，所以她想，自己的那层喜好对身边人来说或许只是一种“过剩”的追求。

她懒得在“主流”与“小众”的论调里做对抗，也对某些艺术鄙视链的言论厌烦，但还是在和同伴的交流里自我生成了一套语言筛选系统。她爱记录下某个不被察觉的瞬间感受，也并不羞于被人翻阅到她晦涩的私人写作。但当“文艺”的标准被越放越低，“文艺青年”四个字被妖魔化甚至污名化的日子里，她也分不清是出于心底对“文与艺”的敬畏，还是自保般随大流地视“文艺”的标签为猛兽。当别人谈论起自己那些意识流的文字，她总是抢在别人开口前，笑呵呵地说一句“你知道的，是我矫情”。

认识八年的好友评价

十八岁的蛋挞仔，和聪明爱打球的男孩儿交往，对方并不关心文学，但总能在扯闲天儿时接住她的梗，这样的默契对一天上九节课、在集体生活中不那么容易看出个性的高中生来说，好像也完全足够。摇滚乐和无用的散文像直白、戏虐、又诗意的泡沫。蛋挞仔躺在泡沫上，偶尔期盼，有人可以和她分享那些摇摇欲坠又细腻宏大的情感。

高考后，想着可以离高中生理解的“艺术”更近一些，蛋挞仔上了所艺术大学。

她在升大三的暑假认识了比她小两岁的美术生小欧，是一个同样爱记录“废话”的人。在偷偷看了彼此快俩月的废话文学后，小欧对蛋挞仔正式打招呼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和你交换歌单吗”。在二十岁的蛋挞仔眼里，交换歌单大概是现代人最亲密的社交行为。

小欧视绘画为现实的出口，出门随身带速写本，画他对宇宙和海底的想象。每晚和蛋挞仔用音乐软件上的共享音乐功能一起听歌。蛋挞仔说她喜欢坂本慎太郎歌词里写到的意象，小欧就把那些“虚构的”、“黄油般的梦”、“孤独的人造卫星”、“和草木交流的孩子”都画出来。回想起来，这些细节不偏不倚，拳拳都刚好到蛋挞仔肚腩上边靠左一些的皮肉上。

和小欧聊几轮天，就能窥见他性格中的悲观主义要远胜过其他。他不相信诸如“永远”之类的命题，提起对蛋挞仔的情感，他也是平静地说，“我喜欢你，因为在喜欢你的过程里实现了自我满足，所以说白了喜欢他人的最终目的是取悦自己。”蛋挞仔无法反驳，亲密关系就像多面镜，从某个角度看即“我爱的是自我的投射”。可热烈的二十岁哪有能力分辨这些呢。那是蛋挞仔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能一起实现朦胧和浪漫的人，也未必拥有相似的底色。

二十一岁的蛋挞仔，喜欢上海窄窄的小马路。最爱干的事儿是课上到一半打报告开溜，一个人跑到学校附近的街上散步。这一年分不清是春天还是夏天，总之热得隐隐约约的季节里，她穿着条绿裙子走在刚认识的男孩儿身边。男孩问她记不记得《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的万绮雯，“她也穿了一条美好的绿裙子”。蛋挞仔记得，她是在前年“放映结束刚好是新年零点”的噱头下看的《地球》，散场后像和黄觉一块儿做了场梦，有半小时都没说得出话。他们在对毕赣的既爱又恨、夸赞和痛骂中察觉了某种惊喜的心意相通。

碰瓷的绿裙

Tim Burdon 展上买回来的明信片，上面一副叫《罗密欧与朱丽叶》

二十三岁的蛋挞仔，已经顺利毕业后工作了大半年。常因为下班不想碰手机而不及时回复朋友的消息，很久都没有能提起兴趣的乐队演出，对院线前所未有的失望，半年里没有完整地读完过哪本书，不过守住了她记录状态的习惯。这段时间“潮湿又焦灼，无比漫长”，偶尔被“一些简陋的相见、鲜花、好天儿”打动。

半年里，有人因为 profile 上的《Blue Monday》给她点 super like，有人在奇妙的语境里对她说“极致的绝望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可蛋挞仔难以从自己身上获得进入这些磁场的能量，也不再为一串熟悉的名字从陌生人口中跳出而激动。“文青”这件事儿，终于看起来和蛋挞仔不再有关系了。

这是十七岁的她想要的“撇清”，但现在她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直到新年的某个深夜冲着对菅田将晖胶片剧照的期待。看完了他和有村架纯主演的电影《花束般的恋爱》。

典型的“两个怪小孩儿的相爱”，世界觉得他们奇怪，他们觉得世界无聊。他们在撞见了押井守的窃喜中相遇，今村夏子是他们的暗号，对眼前高谈阔论《肖申克的救赎》的“电影爱好者”不约而同转过脸去。总是缠绕在一起的耳机线、穿了同一双开口笑、都爱拿电影票根做书签，把同样错过的展览入场券当作他们“这一夜相遇的门票”。世界无聊透顶了，还有他们的暗语和拥抱可以创造生机。

电影结束后，在“和百分百合拍的人说再见”这类评价外，蛋挞仔也看到了诸如，

“文化工业的目的之一，不就是建立起脆弱、虚幻的共通性吗？”

或是陀氏那句好用的，

“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大部分所谓私人的、相通的知觉就像活在真空里的花束，是依附于消费主义下、敝帚自珍的东西。而人类对爱意或激情的争取，正如浪漫也理性的小欧十八岁时就想明白的，本质上是对自我投射的认同。

你可以悬而未决，可以喜欢能和你聊电影聊文学的人，也可以喜欢聪明爱打球却无法打破兴趣偏差的人。好比蛋挞仔奇怪的朋友们，有人会被把“匡威 1970s”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吸引（强调一定是 1970s 而不是其他系列，还最好是黑色），有人会因为对方好奇他的小狗玩偶“是否有名字”而欣喜，或者像《花束》里的女主一样为男主把“我在电车上”说成“我在电车里摇摇晃晃”而心动。自我的多面性，是在客观世界里撞见了不同角度的投射才变得有趣。

朋友 kwan 的“小狗”

大部分人都低估了“文艺”和“情怀”的作用。蛋挞仔大学里的老师形容这“人人都厌恶、人人都唾弃”的两个字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需要几代人的滋养和修炼，不是过好日子、养两只小动物就能轻易拥有的”。我们也必须摘了对“文艺”二字的回避，正是那些对自己的胡言乱语的沉迷生出了一群真正地从文艺作品里成长起来的人，构成了他们大致的形状、情感和价值取向。而后才会有人与人的“投射”，才会有投射下的羁绊。

至于“文艺青年”的爱情，那些不隐忍与非理性所埋下的因，最终并不擅长达成传统意义上“良善”的结果（“后来他们幸福地永远生活在了一起”）。可蛋挞仔心疼的不是男男女女们作为物理应变量的最终分别——痴迷过的乐队宣告了主唱的退出，常年放在床头视作寄托的木心积了薄灰，一部电影得花三天才能在无数次暂停中看完，她难过的是在应变中逐渐偏离了纵向轴的自己。

蛋挞仔在一口气看完《花束》的深夜，坐在散场的电影院里发呆。她想起几年前她搜到《春风沉醉的夜晚》链接时，资源提取码是“Love”。

文与艺像一张有限的网，不是世界的全貌，但漏网之鱼的蛋挞仔也想在春天快到的这个夜晚，被再次打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