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如何被读为「艳尸文学」？

2025.03.06 | BY 三文 |

「编辑聊天」是我们的文字对谈栏目，我们会就着一个话题自由发散、随意漫谈。希望我们的个人经验能打开大众话题的讨论空间，为你带来灵机一动和会心一笑的阅读时刻。

2 月 10 日，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封实名举报信指控广西一名高中教师唐毓文对未成年学生符月华进行情感操控，并实施性侵，导致符月华长期抑郁，自杀身亡。她的日记中多次引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述将缩写为《房思琪》），这让《房思琪》被再度推到风口浪尖。

百色女孩日记

本次舆论中，批评者给《房思琪》打上两个标签：“艳尸文学”和“弱女叙事”。“艳尸文学”的批判强调房思琪被塑造为「凄美而具有审美价值」的死亡形象。小说将暴力包裹在「美」的语言中，女性的痛苦被过度浪漫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男性凝视。

而“弱女叙事”则侧重于《房思琪》呈现的受害者形象过于软弱被动，不仅不反抗，反而“沉溺于痛苦”。《房思琪》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弱女叙事”会强化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女性更难真正摆脱受害身份，甚至让受害者进一步内化创伤。她们倡导受害者应该向外愤怒，而不是向内自毁。

引起争议的微博

类似的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迎来一波讨论热潮，这印证了正反双方观点的生命力。虽然我们总说事情越辩越明，但互联网是个七嘴八舌的地方，一方面，论点重复出现又被稀释于信息流；另一方面，有价值的问题涌现，但在网络骂战中容易被强烈的情绪和言辞覆盖，失去深入展开的机会，各自都以对方“不可理喻”的印象收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做一个不那么碎片的探讨。

我们想要聊聊：

网文和剧集中的虐女桥段如何体现了典型的“弱女叙事”和“艳尸文学”？
《房思琪》可以被归入“弱女叙事”或“艳尸文学”吗？
它为什么能带给有相似创伤的读者享乐？
既然知道隐喻是危险的，为什么房思琪仍然在密集使用？
《房思琪》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应该走向“凡是发生否有利于我”的「强女」心态吗？

被打上艳尸标签的「前辈」：虐女桥段的痛与快

三文：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下所谓的“艳尸文学”和“弱女文学”。“弱女叙事”指以女性的脆弱、无助、受害、悲剧结局为核心的叙事方式。而“艳尸文学”是比弱女叙事更极端的表达，指的是文本将女性身体/情感/精神的死亡装扮成美丽的图景。虽然弱女叙事中的女性主角也缺乏主体能动性，但艳尸文学还多了一层将受害者的痛苦以美学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带来享乐，让女性苦难成为“可供消费的艺术”。

在延展到《房思琪》这个更有争议的特例之前，我们可以先谈谈网文/短剧/影视剧中广泛存在，且更加可以被毋庸置疑地放在弱女/艳尸文学范畴中的典型例子。

比如，很多网文会前期高强度虐女，后半段造孽的男主幡然醒悟。读者心脏抽抽痛，但大脑也抽抽爽，因而这种内容总能斩获流量。最近两年短剧兴起，这种桥段被反复验证为有效套路，受众在痛苦中享乐几乎是摊在明面上的。

我有的时候会想象作者的英姿，如何单手打着字渐入佳境地开启毒酒、假死、病重、误会、囚禁等剧情；

晋江小说一本虐女文的简介

而读者翻了两百页终于等到锤子落下，窝在被子里灯一关，看得嗷嗷哭。这类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控的痛苦，就像自/wei一样，是自我主导的快感。现实中情绪复杂且难以控制，但虚构的虐女文让人可以反复体验固定痛点，且每次都能收获一种近乎甜蜜的补偿，有相似的情绪释放。

孙漫漫：三文很好地概括了弱女/艳尸文学的特征，在把女性苦难当成风景的文化里，有一个明显的女频男频区别。

追妻火葬场是女性磕的糖，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是老登凝视下的虐，这两者所服务的受众心理大不相同，但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主动把自己打扮成艳尸的女性内化了权力上位者对自己的凝视。

男频中的虐女往往和性凝视挂钩，剧情里女性遭受的惩罚或虐待总是性暴力，即使不是性暴力镜头，也总去性化女性受伤的身体。

《第二十条》里，对施害者轻轻掠过，镜头强调的是女角色挣扎的双腿和破碎的衣服，观众被刺激的注意力显然不指向恶性带来的苦难，被调动的情绪显然也不是面对不公时的愤怒。

将女明星的名字和“性暗示”放在一起，显然有人 get 到了老登电影里用女性苦难炮制的“彩蛋”

这波对《房思琪》的再次讨论可以放在近两年中国女权主义者对弱女、虐女作品批判的大趋势里看。

2023 年，博主@祛魅发的帖子《强暴镜头不要对着受害者拍》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

2024 年，电影《满江红》、《第二十条》，和《默杀》都引起了女性观众的批判，“#性暴力的展示不是必须的# 词条也一度登上热搜。常年在刑侦剧古装剧里作为流量密码的虐女镜头终于成为一个话题，引发了关注。这是女性主义的胜利。

当然，在被女人的主体之眼审视之前，“虐女作品”在营销海报是“展现女性的苦难”，“弱女表达”在社交媒体上的 tag 是 #破碎感。“弱女”、“虐女”，这是女权主义者发明的新词汇，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在荧幕上的假意展现困境但实则服务于男性欲望的女性受害者。

父权的镜头语言性化并以此消费女性身体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女频网文里，自我凝视的艳尸文学为什么流行就更加复杂。

「神坛」上的《房思琪》如何被打为「弱女/艳尸文学」？

三文：那么，为什么成为「尸体」会变成女性受众的爽点？在艳尸叙事中，死亡让角色成为了一个凝固的、绝对的自我。仍拿虐女网文/剧集做个例子，尸体无可辩驳，死亡不可撼动，留下活人苦苦挣扎悔恨，曾站在高位施压的男主在尸体前反而变得渺小。女性读者或许从中能品味出一种另类的赋权。

再加之剧情中总有较为分明的对错，虐女爽文还提供了站在道德高地一览众山小的酸爽风味。例如，在女主死亡后，男主会进入一种抱着骨灰盒又哭又叫的自我攻击阶段：“天呐！我都对她做了些什么！”“我错了，失去了她才发觉自己那么爱她！”—— “我”虽然死了，但“我”也赢了。

因此，艳尸文学的核心之一是尸体的“象征性升华”，女性形象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转化为不可更改的象征。

“艳尸”除了“尸”，还有“艳”字。即使是被虐至死，影视化呈现时也会用美学手法强化其视觉冲击力：没有疮疤、没有淤青，妆容精致甚至穿着华服，镜头摇过去，血泊里漂过一张静谧的面孔。血泊，只是装扮的一部分，与更白一号的粉底相映成趣。

“艳尸”，正是这两个字的组合让它变成张力十足的词。“尸”意味着死亡和腐朽，而“艳”字底下却是鲜亮、生机、美、极致的魅力。连在一起去看则揭开了艳尸文学的另一核心：女性作为“尸体”触达了她「魅力的巅峰」。

影视剧中的经典跳城楼剧情｜图源：《周生如故》、《东宫》、《长月烬明》、《风中奇缘》、《九义人》

《房思琪》与网文文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但如果要并置两者，其中有一些相似的气息需要被仔细分辨。房思琪是一个出生于小资家庭，面容姣好而身体纤弱的文学少女。在文本内她被侵犯者、社会、家人作为一个物件来看待；在文本外，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文本性的「艺术对象」被读者观看。她是绮丽笔触下被凝视的「弱女」，被多种因素推动一步步走向凋败 —— 这些元素基本符合前文对“弱女叙事”的定义，但我难以将它划入“艳尸文学”。

究其原因，讽刺的口吻贯穿《房思琪》的全文，美的她塑造，丑的她也撕开。「弱女」房思琪并未化作一具「唯美」的尸体，在小说余韵中，她的「尸气」让人想把整个世界呕出来。

那么，《房思琪》为什么能带给读者（尤其是有相似创伤的女性）享乐呢？

尽管有大量的引进文学涉及创伤叙事，这些作品仍然带有异文化的痕迹，它们的故事不是中文读者的现实。反观中文本土写作，讨论性暴力的严肃文学作品稀缺，《房思琪》几乎成为“未成年人遭受性别暴力”话题下的默认文本，被迫作为在此文化背景下有类似经历的人“唯一”可参照对象。它被孤立地放大，却又不是疗愈之书。

有类似创伤的受害者阅读这本书后，可能会感到极大的共鸣，带来短暂的情感释放，让她们意识到：“原来我的痛苦是可以被书写的。”心理状态较稳定、有一定支持系统的创伤者或许会从这里出发开启她的行动。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种确认感是短暂的安慰，如果她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善，这种共鸣可能会变成一种“长期沉溺”或陷入灾难性思维难以自拔。

《房思琪》提供了一个场域，让受害者得以认同并再度体验自己的创伤。但这种「重温」可能并非为了摆脱痛苦，而是化作某种对创伤本身的执着。现实生活中，受害者的声音被外界压抑，身边可能也没有容易通达的支持系统（如心理治疗资源）。因此，很多时候她们需要为自己贴创口贴，但这又撞上了某种人性的「弱点」：触碰伤口所带来的不仅是强烈的疼痛，也是同样强烈的存在感。人可能会为此迷路一般地围着伤口打转，既确认了自己的存在，又在确认中逐渐失去希望。

也就是说，当《房思琪》作为唯一的代表被推上「神坛」时，也意味着一个揭露和批判的文本被期待着承担起超出自身的责任：即要去提供指引。同时，受害者本身的心理弱点又在隐隐发热，在阅读小说后不断暗示和回顾自己的创伤，变得更加灰败。

选自争议微博的评论区

危险的譬喻，为何《房思琪》仍然在用？

三文：十七岁的时候读到《房思琪》，它带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开启了我对语言、修辞、譬喻的思考。虽然林奕含不断强调“譬喻是最危险的东西”，我当时仍然密密麻麻地勾画着书中有意思的譬喻：“助教瘦黑得像铅笔芯”“制服裙拖在地上像一只刚睡醒不耐烦的尾巴”。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就这么搭在了一起，譬喻的危险之处那时我还没太明白，但譬喻的美和它玩闹一般的乐趣却很直观。

后来每次回家，我都会从书架上打开《房思琪》翻几页。我已经十分熟悉它，但仍然惊叹于其中譬喻之密集、文本之肥沃。因为一直想着这事儿，我还以这本书为例子写过一个小论文：“在譬喻中，事物之间的界限变得异常脆弱。好的坏的、美的丑的，不同材料在高温下融化在一起，搅拌均匀，不再能分出彼此。邪恶，只需要轻轻一渡，就能顺利到达爱的彼岸。”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节选

就如林奕含采访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这当中有一个“爱”字。修辞和譬喻就是她捏造“爱”的工具，迫使自己就范。久而久之，“爱”的真与假已经模糊不清。林奕含在文本内就承认了这种思维的自欺、幻象、荒谬，但这却是房思琪「唯一」能用来维持心理稳定的方式。

批评《房思琪》是“弱女叙事”的人，想要叩问的或许是：这是唯一的方式？即使遭遇了毁灭性的创伤，个体仍然可以选择如何面对世界，但《房思琪》却是一个弱女自毁的故事。

是的，或许人始终保有选择，但问题在于十三岁的房思琪是否能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并相信自己的思考是有效的。她的「过去」太短，要如何去想象一种重建的「未来」？在经历教育者、朋友、家庭、社会的集体背叛或拒绝后，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些什么，而就连表达的媒介都被污染。她曾经热爱文学和语言，以为言应有所衷，但施害者为掩盖罪行使用的也是文学的语言。

当一个人的语言系统被入侵，她如何能够再相信自己思考的真实？如果一个人的基本认知框架还未形成就已经被摧毁，她要怎么在此基础上做出自由选择？

孙漫漫：是的，隐喻绝不是文学鉴赏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那么简单。

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就是人类搭建认知方式的基础设施，我们无法摆脱隐喻表达和思考，可谓《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选择什么样的隐喻就是选择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对隐喻的不满实则指向对如此隐喻的不满：《房思琪》里的隐喻化的文学表达是否成为美化暴行的帮凶？

我们可以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聊聊。

研究表明，强暴幸存者的康复往往需要重新建立与身体的联系（心理学家 MacLachlan 称之为“躯体化”，somatization）。

隐喻的危险与否便在于，因为隐喻过程通常会让本体的意义变得更加抽象，因此本体和喻体搭建联系的过程，是否会削弱“身体性”？

例如，斯瓦希里语“mbele”原本指代“胸部”，但随着抽象化过程，它的意义变成了“前方” —— 这种变化让它与身体的联系变得松散。如果隐喻过程削弱了“身体性”，那么它可能使强暴受害者更难将自己的经历与身体体验联系起来，那么会增加幸存者在理解和表达自己经历时的认知成本。

在对性侵犯的描写里，《房思琪》里只有李国华用隐喻。李国华用古诗典故比喻女生的身体，用历史佳偶来比喻自己和房思琪。房思琪对这样的巧言令色是冷冷的。林奕含也总会在下一段马上跳出来拆穿。

而思琪视角下对侵犯经历的描述是直指身体，毫不回避的，甚至对“爱”这样绝对抽象的空集也用身体去填写：

“她只知道爱是做完之后帮妳把血擦干净。她只知道爱是剥光妳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颗钮扣。爱只是人插进妳的嘴巴而妳向他对不起。”

这是绝对诚实的身体性。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读《房思琪》，常常被激起不安。我不由分说地被带入那个世界，林奕含充分调动了同为女人的身体所有可以共感的疼痛。

有人质疑林用美丽的修辞去掩盖真实的伤害，但我觉得恰恰是这本书让每一分痛都如此切肤，但残酷之处是在李国华世界里的所有女孩，都无一例外地“爱”上李国华，似乎是无法阻挡的神差鬼使，小饼干，晓琪都用摧残精神的方式解决这样的疼痛。

文学从不许诺给出解决方案，但偏偏现实里有太多活生生的房思琪，让文学没有办法只是文学。

部分取材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剧集《她和她的她》

《房思琪》的流行以及围绕它的大量讨论都反映了对校园性剥削的解释学不公。

解释学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是由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的认知不平等，特定群体或个体无法充分理解或表达他们的经验，从而导致他们的经历被误解或忽视。

解释学不公可以追溯到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最基本的解释权，是社会权力结构下一些群体不掌握解释权，或者失去解释自身经历的能力。然后是知识的不平等，某些群体（如边缘群体）的经验和知识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社会认知资源之外。这意味着，即使他们试图表达自己的经历，也可能因为缺乏社会认可的语言和框架而无法被听到或理解。最后是概念资源的匮乏（Lack of Conceptual Resources）：比如某些经历或现象在主流话语中没有适当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在林奕含写下这个“爱上强奸发的故事”之前，权力霸凌下如此被炮制的爱无从言起。

林奕含无疑贡献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解释资源，如今只需要“房思琪”三个字就能让受害者言尽“李国华” 的虚伪恶毒，而听者也因林奕含的书写而一窥其中险恶。

成为创作者的林奕含也无疑夺回了解释权，并成功地让人听到和理解了。

替李国华辩护的男权文化积累了两千年的文本，一本《房思琪》当然远远不够。

如今对这本书的批判，是对更多的更多样的解释资源的需要。从房思琪到百色女孩，互联网上的女权主义意识下的需要已经从¨看见她的痛¨到¨看见她的力量¨。

结语：“强者心态：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孙漫漫：在将房思琪打成“弱女”的讨伐声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如果所谓的“强女”就是绝对层面上的自我负责，对软弱和挣扎的叙述都是可耻的，那么这不就掉入了女性因恐弱而被分离的父权陷阱。而分离恰恰就是使女人处于第二性的诡计。在《超越身体边界》一书中，费代里奇总结，男人集体面对剥削，女人独自面对剥削。

将苦难转化成“利于我”的强者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启发缚于苦痛的个体，激励个体从幸存者的视角重构作为受害者的过往，找出可以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但是强调主体性和个体的责任不应该是为系统的责任开脱。互联网上流行的“凡事发生皆有利我”的“强者心态”实际上将给事件构建意义的责任无限转嫁给个人，仿佛人是可以不受社会意义构建影响的真空人。

一个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的精致小孩很难有能力将这一切遭遇重构成“利于我”的生长养料“：

"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上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个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我们不愿再看到百色女孩重蹈林奕含的悲剧，我们期待看到受害者能将超越苦难，甚至将苦难重构成闪光的东西。

只是，这样的重构应当是一个集体责任，需要许多的连接和集体疗愈，这便是女权主义的自我负责。

在这场虚假的“初恋乐园”里，也有关于真正爱和欢乐的细节：怡婷和思琪在暑假讨论即将在大学里学习的法语，嬉闹着游戏，相互喊“我爱你¨，伊纹姐姐开车带思琪去给她挑选昂贵的升学礼物，思琪真实地感激。

我不禁想，如果伊纹和思琪交换了那个秘密，如果怡婷和思琪多聊聊女孩之间爱的定义，那么这个故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三文：漫漫敏锐地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如果“强女”意味着个体需要独自消化、转化、重构苦难，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规训？

“强者心态”并非对力量的真正理解。《房思琪》没有提供答案，而是不断生成问题，在一次次的阅读、讨论、争论乃至误读之中，延展出新的话题，这正显示了这本书的层次与力量。

我把它摆在小时候的房间，它是静止的，而我是生长的，它在原地，我就不断地回过头再次造访。每年看到有人以“奕含……”开头写博文，我就知道她的访客众多，这本书仍在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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