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去了，我们可以聊点丧的了吗？

2022.02.16 | BY Siqi |

原生家庭家庭情绪新年春节

在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有一类人的心理阴影会被无限倍放大。ta 们可能存在着家庭关系破裂、事业生活不够 “体面”、和父母有冲突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

但 ta 们的心理咨询师在这段时间也要放假，很难给予及时的帮助。向朋友倾诉就更不合适了，哪个朋友愿意在大年初一就被扫兴呢？

甚至于，ta 们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藏好悲伤的秘密，还不得不在收到新年祝福时，打起精神回应。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在众人狂欢的除夕夜，我们确认了彼此就是正在 emo 着的同类。互相发了十几个哭哭的表情之后，我们决定，与其一起哭，不如一起写一篇文章。

尽量冷静地审视和描述痛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写完后，我们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多了一些。毕竟，我们终于不用再假装 “新年快乐” 了。

但 ta 们的心理咨询师在这段时间也要放假，很难给予及时的帮助。向朋友倾诉就更不合适了，哪个朋友愿意在大年初一就被扫兴呢？

甚至于，ta 们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藏好悲伤的秘密，还不得不在收到新年祝福时，打起精神回应。

尽量冷静地审视和描述痛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写完后，我们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多了一些。毕竟，我们终于不用再假装 “新年快乐” 了。

几年后，他与再婚的妻子另组了家庭。我受邀来到他们的家中，是陌生而明亮的空间。好闻的饭香铺散开来，每个人都紧锣密鼓地为年夜饭做着准备。我站在角落里，像个不合时宜的外人。大家看上去都是那样理所当然地快乐，而我的大脑里却好像有一台坏掉的录像机，循环播放着菜刀，摔门声，踢碎的门板。时间久了，它们好像成为了身体里的一种回音。

在饭桌上，我没有感到难过，只是突然感到非常困倦。意识穿梭在眼前的景象与体内的回音之间，直至它们都开始离我远去。我好像成为了这两条故事线的旁观者，飘在空中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

早熟的我在心里想：我失去共鸣了。它伴随着偏头痛、肢体的紧张、上半身的发热与奇异的微醺感。尽管在缺乏心理支持的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旁观体验，后来延伸到生活的日常里，好像有一把黑色的剪刀，悄悄在记忆的布上划刻出裂口。在那些裂口里，时间与临在完全消失了。我责怪自己，为什么在与人相处里频繁地开小差和 “不在场”。

直到很多年后，开始自学心理学的我，才意识到，当时我所经历的内在感受其实是解离（dissociation）—— 一种在创伤面前，记忆、自我意识或认知功能的崩解。心理学家布洛伊尔称之为 “创伤的记忆以一种不同于正常状态的、未被同化的意念持续存在”。

在香港念书时，我的咨询师向我讲解：当创伤事件无法从语义记忆转化为自传体记忆，从而整合到自我认知体系之中时，它们逐渐形成了孤立存在的身份认同，不再随着你一起成长了。通俗一点说，我与这一部分过往之间的连接，消失了。我通过羞耻感与它坚定地撇清关系。

几乎整个高中三年，我独自住在学校边的一间公寓里。临近高考那一年的春节，飘着雨，我揣着兜里不多的零钱，走了好远的路，终于找到一家还开门的便利店，买了一根玉米和一杯老坛酸菜牛肉方便面。结账时，我低下头，不敢去看收银阿姨的眼睛。我想，在这一天独自出现在便利店里，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阿姨亲热地与我攀谈起来，我却局促地离开了。走在雨里，我恍恍惚惚地想，自己好像过早地成为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起破裂的家庭，更刺痛我的，是远处公寓楼温馨的灯火。那些柔软而陌生的幸福家庭的故事，像黑色的水生植物一样包裹着我。我羞于承认，他人的幸福曾让我无处遁形。它成为了我的罪恶，极力抗拒却又甘心为伍的共谋。我急于洗脱它的一切努力都显得欲盖弥彰。

一次又一次，我站在那扇隔着雾气的玻璃前，唾弃又依恋着它的存在。青春期的我几乎深信，我只能在阴冷的巢穴里栖身。阳光让我摇摇欲坠，我害怕融入世界的另一边。

在尼泊尔穷游时，我才第一次交托了这一秘密。在加德满都的第一夜，我和我的沙发客 host 像倒豆子一样飞快地讲述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向陌生人打开自己莫名让我感到安全。天微微亮时，他问起我：“我们聊了这么久，你却从未提到你的父母，为什么呢？” 我迟疑了一下，告诉他，我并不习惯于讲这些。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不知为何却给了我勇气。

我顿了顿，然后说了下去，已经在脑海里预见他抱歉的眼神。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他安安静静地听完后，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说：“为什么不和人分享呢？是很有趣的故事，不是吗？”

我在他的话里得到了奇异的解脱。他没有用同情的目光将我们分隔开来，这是我未曾料见的。太阳几乎要升起来，人生里第一次，我体内淤塞的管道透进了一丝光亮。

疗愈好像是从那一刻才真正开始的。在他人的接纳里，我终于清楚地看到，一直以来，因为沉重的过往，我用厚厚的茧包裹起自己，直到我早已不需要它了。咨询师曾和我说，“对于战争里长大的孩童来说，和平反而会触发强烈的不安。” 和平也许让我感到陌生，但它并不一定是危险的。而我与世界的深刻连结，也可以不只有恐惧这一种颜色。原来，“我有家庭创伤” 这件事与 “我眼角有一颗痣” 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 它们只是我天然的一部分。

尽管直至今日，我也仍然无法在这一天开心起来，但我选择不再责怪自己。

写下这些故事时，我也几度犹豫，但我并不是特地要在喜气洋洋的日子里丧一下。而是有我们，那一定也会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比起抵抗真实的过往，也许接纳它们的发生与存在，是一种更温柔的解药。

朋友们，快乐是好的，但你也可以新年不快乐。

腊月二十七那天，我不断地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把启程时间一拖再拖，一直拖到末班车。长途公交开进县城，事情发展得和我想象中一样 —— 我又下错了站。我总是多坐或少坐一站，这样就不得不多走 20 分钟，晚一点到家。

我在路上把微信回复完，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上学期间被以关心之名翻日记、翻短信的经历，让我直到现在都不敢当着爸妈的面回消息。

他们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和每次一样，先表达他们有多么想念我，然后评价一下我是胖了还是瘦了，衣服太薄了还是太厚了。十分钟后，他们就会端上一桌热菜热饭。

然而，这个家里的所有角落，都能激活我的创伤记忆：

饭桌 ——

我深知吃饭是他们最珍惜的黄金时间。我妈妈，这个从贫困的农村一路奋斗成为学校校长的女强人，她无数次在我的右手边掷地有声地说，“我每年教那么多学生，多少人都想得到我的建议，我就不信我教不好自己家孩子了。”

沙发 ——

他们坐在那里问我，“你整天关心武汉，关心疫情，那你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哭？你告诉我你哭没哭？你什么时候哭的？”

我说，“我哭没哭、什么时候哭，都是我和我姥姥之间的事，为什么要向你们汇报？”

他们说，“不行，哭就是要让我们看的。你心里想着没用，让我们看到才有用。”

床边 ——

我爸曾坐在那个床角跟我说，他们在我小时候吵架，是因为那时他们太年轻，不懂得怎么相处。他们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们也无法改变过去。他们问我，怎么就不能原谅他们呢？

也许他们很难理解，就算我在内心里已经原谅了他们，那些记忆也还是会纠缠着我。就好像，他们想让我在洒满阳光的湖水里嬉戏，而我的脚却早已被湖底的水草死死地缠住。

门口——

每次，他们让我在家里多吃顿饭再走，都会换来一次矛盾的升级。我有无数次感觉到呼吸困难，浑身无力，严重的时候甚至不得不扶着墙滑向地面。直到我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终于有了离开家这条退路。

那天我去开门，妈妈把门摔上。我又开门，她又摔上。她说，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但最让我为难的，是他们坚信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出于 “爱”。哪怕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仍然对此感到自责。

过年，无疑是要最频繁触碰这些不堪回忆的时候。对我的父母来说，过年必须是快乐的、幸福的，是要让我这个在外 “奔波” 了一年的女儿，好好休息，吃好吃的，感受家的 “温暖” 的时刻。

前两年，借着出国读书和疫情，我不得不在外过年。爸妈说，你别担心机票贵，我们给你买，不管多少钱，我们都得让你回来过年。我再三推脱，说真的买不到。他们心疼我一个人在外，问我有没有朋友，去一块吃点好吃的。我不忍心说出口的是，我远离了家人、在朋友宿舍里吃着泡面过的年，是从小到大最轻松快乐的年。

今年，他们说，终于把我给 “盼” 回来了，亲戚朋友都在等着见我。但是，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我感觉到我的四肢沉重，连夹菜都困难；我无法顺畅地呼吸，保持了两年的冥想习惯也没能救我；我惧怕所有对我投来的的目光，他们让我想起，从小到大总有那么多我不认识的目光在替父母观察我；我变得没法像平时一样流畅、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我变得迟钝，在别人叫了我好几声后仍浑然不知……

这种恐惧在我的人生里已经存在了至少 10 年。但在今年，因为有了更多的心理学知识，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那些感受已经不只是 “不适”、“烦” 那么简单 —— 它们或许应该被称为 “症状”。

我尝试过告诉家人们，我不喜欢他们对我的过度关注，然后只换回了三个字，“没良心”。就像一种以快乐为名的绑架，没有人去关心那个不开心的人在经历着什么，而是怪她扫了大家的兴。

多年来的经验让我知道，三天，是我在家呆的时间上限。只要超过这个时间，一定会有坏事发生。于是，大年初二那天，我终于说出了那句，“我一会得走了，吃完饭就走。” 我把所有责任推给了工作，“我们这行就是这样，越到假期越忙，而且总是有临时安排。”

我当然不敢看我爸爸当时的表情，他一定很震惊，甚至是气愤。我完全能猜到他的心理：我们明明能给你找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而你却非要被资本家剥削，我们怎么忍心让宝贝闺女在外边受苦呢？你告诉我们是谁让你加班，爸爸一定为你说理去！

我开始收拾东西，来暗示我的匆忙，让他没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口。临走前，我爸让我把我妈送我的礼物装好。那又是他们自作主张的 “善意”，一条项链、一对耳钉和一件羊绒衫，每一件都价格不菲。正如每次给我讲道理时一样，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到了 “该” 戴上档次的首饰、“该” 穿成熟衣服的年龄，与此同时，他们也 “该” 为此负起他们的教育责任。但实际上，每一件 “我不适合” 却 “为了我好” 的礼物都让我看到，他们有多么不愿意接受这个真实的我。

我知道，如果我收下了这份礼物，他们就会对我的生活有更多无孔不入的、以爱为名的控制。于是我说，“我用不上。”

爸爸生气了，“那是你妈妈的一份心意，那么好的衣服，你怎么能说用不上呢？”

我低着头说，“我没地方装了。”

妈妈开始哭了。就像上次当我在自己的生活里受到挫折，却反复拒绝了他们要把我接回家的要求时，她没有问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是不断哭诉：她无法相信，家竟然不是我心目中 “温暖的港湾”。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种哭诉，我本以为拒绝是我的权利，就像他们也会拒绝好朋友们的聚餐邀请和收入不高的亲戚塞给我红包。

我爸问我，“你自己的东西有地方装，你妈的东西就没地方装是吗？”

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 —— 是我的箱子，但要先装妈妈的东西。

我不断地想起，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我不想在家呆着的时候，经常去一个朋友家 “避难”。朋友的妈妈跟我说，“你妈妈是很爱你的，但她的爱就像一个笼子，把你关了起来。”

十年过去了，这个笼子还在，但它不再充满光泽，它生锈了。里面那只日益长大的小动物，被锈迹划得伤痕累累。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扰，请主动向专业人士求助。根据我们的个人经验，你可以从简单心理、壹心理等平台寻找咨询师，也可以请有专业知识的朋友推荐。咨询的方式和流派分很多种，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如果你想尝试和家人一起解决问题，可以关注一下 “家庭治疗” 的咨询方式。

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做心理咨询，推荐你读读《也许你需要找个人聊聊》这本书，这是我的咨询师推荐给我的，也许可以同样帮助到你们，从别人的经验中看到自己。

如果你的情况严重，需要危机干预，请拨打中科院心理所咨询志愿者热线 010-64851106。

在任何时候，你都有不快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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