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从主导我们当下生活各方面的诸多力量的中提取一个“公约数”，结果很可能是“科技”，或者干脆就说是“技术”。无论是出现已久又在近数年进一步渗透进生活的网络技术；还是刚刚进入大众视野不久，便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演绎的人工智能技术；又或者是始终在争议中磕磕绊绊前行的基因技术，“技术”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它也成为了独立杂志《水象》第二期刊物“移形换影”所聚焦的主题。

《水象》通过“文化创造者”来观察和反思当下，而在今天，显然没有哪一个领域的创造者能摆脱“技术”的影响。“技术”一词的所指如此宽泛，却仍然能够作为一个话题被讨论，原因大概在于，各种技术都是人类的独特创造，也都在近些年显现出些许超出人类控制的迹象。有人兴奋，有人紧张，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技术将把我们带向怎样的未来。《水象》同十位不同领域的创造者讨论他们所经历和参与的技术发展，并试图通过这些讨论，描绘技术在当下时代投射的版图。

这十位“文化创造者”中有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音乐人与学者，用略显过时的方法来说，他们都还算是人文领域的工作者，没有一个来自硬核科技背景。这使得他们的观察和反思具有某种想象力，往往能将技术发展的某一个小点延伸拓展成一个平面，也正是因此，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技术的发展是如何真正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技术所改变的。

先绕开这十位创造者的访谈。在杂志末尾的一篇笔记中，史闻韬通过“技术带来的设计想法”、“制衣工艺发展”和“技术导致的消费习惯变化”三个方面描绘了技术背景下时装或者服装行业的演变。实际上，这个结构也很适合用来观察技术对其他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勾勒出某种愿景，激发创造者的灵感。而对于这个愿景，创造者们不见得总持有乐观情绪。笔记中提到时尚领域在 60 年代受到太空竞赛影响，经历了一段未来主义风格时期；本期受访者之一、服装设计师周翔宇（Xander Zhou）在系列作品中展现了一个“男人怀孕”多样化社会；而在影视或者文学领域，这样的例子就更俯拾皆是。

另一方面，创造借以实现的技术本身也在发展演化，直接改变了创造的载体和创造的面貌，继而促成更多的创造可能性。我们熟悉的设计师张周捷，也是本次十位“文化创造者”之一，借助算法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计算机自主设计，所得的成果是一种人类无法想象更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家具形态，相对于带有文化背景的人类审美而言，它象征着一种更加平等的美学；而“算法”入侵视觉艺术领域后，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虚拟审美，它像电子音乐一样，成为了现代人从千万年未变的结构当中出逃的工具。

而第三个方面，大概可以概括成“技术如何改变的受众的接受习惯”，或者说人们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开掘出了技术的全新使用方法，又或者说，技术如何借助“大众”产生了一股接近失控的力量。在那篇笔记中，作者给出的例子是“网红带货”这种借助社交网络而形成的全新消费途径，它也可以解释艺术作品为什么越来越强调感官刺激与沉浸式体验，影视作品为什么开始走向短片，“低制作”的作品为什么越来越容易被接受。

不过，《水象》这一期并不只着意于讨论技术对文学艺术音乐等创造领域的影响，参与这一期讨论的创造者，也有着观察技术在生活中的发展，并主动与之对抗的清醒头脑和野心。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 Daan Roosegaarde 是北京雾霾塔的建造者，也是荷兰诸多公共项目的主导者。他通过技术的力量，唤起都市人对自然的元素的感知。他的作品并非一味强调技术，也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试图调和现代文明与淳朴自然——谁说不能在高楼与宽阔的马路上享受自然之美呢？

北京白塔寺庙“未来之家”的创造者，建筑师朵宁借助数字建筑所追求的不是先锋的建筑形态，也不是科幻电影般的智能房屋，而是一种能更好地适应人的生活的聪明建筑，由此传递出的理念是人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被技术的发展带着走。

最后，《水象》第二期中戴锦华以学者的远见和忧思提示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虽然事实上人们未必真的能扭转技术发展的方向，或许也没必要扭转，但至少人们得为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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