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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第三者” 让我明白的事
“别的女孩” 有很多种样子。“别的女孩” 真实而理想，平凡又有趣。“别的女孩” 想要点别的生活，敢于做别的想象。这里是关于这些女孩的故事。
大年夜，看到一个娱记朋友发的朋友圈，“全世界新年快乐，渣男和三儿除外”，我忍住了向她“出柜” 的冲动。如果我告诉她，我就是她所不齿的 “小三”，而且从关系确定前就主动拥抱了这个身份，她会怎样想？是像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把我视为被包养的情妇，还是寻欢作乐的浪女？
我大可有板有眼地反驳：在强制一对一异性恋关系的社会规范下，这些认识都是给女性贴的污名化标签。主流观念将性刻画成一种男性想要而由女人控制的事情，在文化上赋予了男性正当的出轨理由，也将 “第三者” 矮化为引诱男人的性玩物，而不是独特的个体或爱的主体。
可我知道，大多人都没兴趣听我怎么想，如何感受。在一年多时间里我曾经历多少惶惑也只有我自己知道。他日益成为了我的情感黑洞，把我吞没，越努力越徒劳。我在相熟的 “metoo女孩” 身上清晰地感受到她们通过言说重获的力量感；而我不行，我无法言说。毕竟，当初我没有多少挣扎就主动爱上了他。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论我会为此历经多少创伤我都不能怪罪任何人。而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思考，才明白我也没有理由怪罪自己。从经典的《第二性》到发展心理学书籍《执迷：如何正常地爱与被爱》，还有《单身时代》、《情妇史》，以及《面纱》、《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小说，作为自身的参照它们都很有帮助，但无法帮我走出困局：在这个事情上，我没办法纯粹理智地出于为自己考虑去计算得失，否则我根本不会进入这个关系。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香港女性主义社会学者何式凝的言行视为 “解药”。她曾公开自己与一位已婚银行家的恋情，行文和访谈的立足点都是女性要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是他的唯一，不要在爱里计算回报。因此，我一度在比较双方的感情观时，认为女性身上爱的真诚、奉献、无私价值大大优于男性，直到读到批判观点时才恍然大悟：这种对女性所谓本质的阐释和理解，不过是反映和再造主流性别文化关于女性的种种设想。难怪有识者批评何式凝鼓吹 “圣母心” 的陈词滥调对女性无益。
直到情人节前一天，我买到一本研究 “第三者” 的社会学专著《夹缝中的女性》（THE NEW OTHER WOMAN: Contemporary Single Women in affairs with Married Men），写于美国80年代，台湾2018年10月才翻译出版。作者 Laurel Richardson 访谈了55位 “小三”，将她们命名为 “新型第三者”（The New Other Women）。
我简直就像在读自传一般，原来这段关系中我的情绪、我的所思所想，都没有一丁点特别之处，甚至我写过的许多话都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引语和论据。社会性别制度对亲密关系的浸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和我相似的女人。这个被迫消隐的灰色世界终于透过这本书显露，让我直观地看到，这是许多女人的共同命运。我不是孤单一人。
平等关系的陷阱？
《夹缝中的女人》中的 “第三者” 所谓 “新型”，是为了区别于 “故意偷猎的情妇” 这一刻板印象（这个印象本就是不够有代表性的少数）。她们并不想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婚姻，恰恰相反，她们将自我认同的目标与亲密关系解绑，相信自己在亲密关系里就和在公共领域里一样，可以获得独立和控制权。这多少要归功于妇女解放和性解放运动。关于亲密关系的社会观念也在逐步开放，婚姻不再被视为必须 “从一而终”，而是一个选择过程，“自我发现“ 是重要因素。
这与我的经验完全契合。最初我对越轨的否定，很快转向成为自我肯定，拥抱自己的身体欲望，满足于婚外恋构筑的纯粹和自由：不用负担妻子的日常照料角色，不用被稳定的亲密关系压榨精力，有更多时间投入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 对此，已婚男人比普通伴侣显得支持得多（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就不会那么黏他）；在性方面，禁忌和限制带来更多刺激和解放，我可以感受到性自主，同时不用面对普通伴侣 “索求过多” 的性压力。我认真地想过：像我这样的亲密关系疏离者，“小三” 这个角色其实很适合我。
“爱上的是你代表的概念和存在”
有的女人在一段关系结束后仍然愿意再做 “第三者”，部分原因也是她从中感到一种胜于一般恋情的关系平等，并将此归结于情人的已婚状态。而 Richardson 指出，这种表面的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未经考验的关系 —— 少了每日持家管钱的生活冲突，“谁的事业更重要” 的权力较量，还有生养教育孩子相关的纷争。而这种考验的结果往往是，女人留下坚持，男人另找出口，对妻子的不公显而易见。
“已婚状态” 本身就是恋情的催化剂。因为隐私性，他们可以自由定义双方的关系，又因为现实的限制，他们珍惜有限的相处时间，同时感到情感上的安全 —— “既然费心思、挤出时间来安排约会，对方必定是在乎我的。” 再重申一次，妻子当然有理由对此感到极度不公，如《昼颜》里北野太太有理由愤怒大喊：你们怎么能把婚外情谈成了 “初恋” 还沉浸在自我感动里呢？
不过随着深陷爱恋，我和 “她们” 一样，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这个 “新世界” 是被污名的，它的存在和人在其中的身份都永远不稳定。对 “小三” 而言，无需满足社会期望同时意味着没有社会支持。长久以往，我感到被架空了 —— 可能为了证明和他之间的感情，纪念品和纪念日都被赋予满满的象征意义。
来自作者
在 “隐藏” 和 “展示” 之间，空间与时间都由男人的已婚状态控制。不知不觉间，我调整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圈以配合他的行程表。因为害怕曝光，我不再能和亲友谈论自己，因而导致情感的隔离又加剧了对他的依赖。即使是对亲密关系有经验、精于 “划界” 的独立女性，一旦将安排约会时间的权利交予对方（这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也会越来越身不由己、患得患失、丧失自尊，时间和精力被负面情绪占据。这种模式高度近似于精神控制。
走到今天我不得不惊叹，我离刚开始这段关系的自己已经有多么遥远。赤诚相见？不存在的。起初那些有关真爱和自我实现的梦想，都被现实消解成幻梦，有的只能是隐瞒和自欺。我主动向后退去，以一种 “这也没什么不好” 的口吻，在许多个节日到来前早早做好个人安排，避开希望的落空。
一她和她的战争？
婚外恋的起点是什么？大多数人是误打误撞地进入这类关系。发生婚外恋的时机，往往是女性在人生的转折过渡期（这种过渡性质正是现代女性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比如重新回到学校进修、离异、换工作等等，正重新检视自己原本的身份，也可以接受一段新的经历。一对男女的偶遇总是蕴含潜在的性元素，但男性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相信自己对她有性吸引力，而女性则希望自己作为一个 “人” 被他尊重和发生兴趣。而当女性进入各种曾经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很多男性还是天然地将女性置于性爱角色之中，这影响他们评判一个女人具备的真实能力，也增加了婚外情的可能。
进入关系之后，为了让自己好过，减轻负罪感，“第三者“ 会假装 “妻子” 不存在，或者轻信他的描述：他们的婚姻存在问题，而妻子才是问题的根源。没有任何人能告诉她他的另一面。
来源：纽约客
我完全不认识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妻子的任何细节。越具象越会不自主地进行 “对比”，无论她是完美的还是糟糕的，都会成为反噬我的力量，我甚至不知道哪一个更严重。每次约会到深夜，他送我回家继而离开，都会对我的情绪产生难以言喻的扰动 —— 他又要回到她的身边，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孤独。我几次想要放弃，和他回归普通朋友，因为我越来越没法忽视 “她” 即便抽象的存在。我抓住很多机会或暗或明地提醒他 “珍惜和陪伴家人”，甚至教育他接受女性主义思想。我几乎分不清这是自虐还是自我开脱。
世间婚外恋种种，似乎总是很难避免成为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的战争”，两个女人在心中互相矮化对方，男人变相鼓励这种比较和对立（为此制定规则和裁判），到了极端的程度两个女人互相羞辱伤害。连木子美都不例外。这恰恰是我极力想避免的。
对于经济独立的现代人来说，男性从婚外恋中获得的益处远多过女性，就跟男性从婚姻中获得的益处远多过女性一样：性满足、自信心和权力，“正是女性运动过去所挑战的男性特权。”
我曾写过这样的自我批判：
不知不觉间我竟完成了一个 “完美小三” 的角色建构。我以为我拒绝了家庭价值、消费主义对女性的双重物化，却没能抵抗男性中心社会制造的 “主体化陷阱”；我以为我对假想中的这位妻子的理解乃至肯定，避免了同性间的敌对战争，实际上我的一切行为都加强了男性特权及其安全感 —— 不付任何责任义务，即可享受的情欲自由和权利。家务付出或者感情支持既非必要，又由不同女性主动奉献，没有稀缺性，更不被重视，制造了劳动和情感的双方面剥削。这不仅削弱了两位女性的实际利益（假设他投入感情的时间和金钱资源总量固定，在二者之间分配），甚至还固化了男性内部在偶配市场面对的不平等。
当我把这段文字发给他时，他说 “有种被大字报揭批的感觉”。他彻底的不安，让我既好笑又抱歉，也轻易便说服了自己，“无论如何，爱情本身就是最强力的权力机制不是吗，我有必要把深爱的他树立成性别斗争的敌人吗？”
正如 Richardson 所言，很少有女人会利用女性运动信念让自己从婚外情中抽身，即使是女性主义者也不例外，相反，她们会运用现代社会所谓的 “觉醒” 将婚外情合理化，获得反抗社会规范的自由假象。我也没例外，至少当时没有。
未来的亲密关系
齐美尔说，二元关系是最脆弱的人类关系，因为假使一个人走了，关系就终结了。根据 Richardson 的访谈经验，越是独立、少依赖的 “第三者”，尤其是选择主动分手的人，所受伤害就越小。我知道我过去留恋的，除了内心深处渴望的浪漫之爱，还有知识以及实际或潜在的工作帮助。只有认识到获得这一切完全可以不经由他、不依赖他，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真爱” 还是 “诱骗”、“继续” 还是 “离开”，感觉总在两端游走。我天真地和自己打过几次赌，意料之中的满盘皆输。
来自作者：曾经邀请前任一起玩某个 H5 页面游戏，合作绘制一张亲吻图。因为现在已经把他微信删了，手机里只找到自己单独的这张（对，现实中我们从来不拍照不合影。）
我很喜欢书中一位受访者的自白，“结束关系，就像坐在一列火车上，火车还要很久才进站，但你知道它会停，你会下车。你利用最后那点时间来准备下车。旅行这件事是有点苦乐参半的，你不觉得吗？”
书中55段婚外恋，短则一两年，长则十数年，无一例外都走到了尽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我竟然长舒了一口气。我将这本书的结尾视为对自己的祝福，当然也是我从这段关系中已然得到的最好的教益：
“拒绝再当第三者，接受 ‘我可以终生不和男人有浪漫关系’ 的女性，将来再进入两性关系时，最有可能与男性建立诚实、平等的关系。因为她们在经济和心理皆独立于男人之外，不需要凑活，不会妥协去接受一种不符合理想的状态，不接受退而求其次。这些女人是以真正平等的个体姿态，进入两性关系。她们没必要再当 ‘寻找一段美好恋情却陷入欺骗’ 的新时代第三者了，因为她们本身已拥有许多现代女性所追寻的 —— 自由与安全感。”
如是，我就仍然走在自省的路上。
“别的女孩” 有很多种样子。“别的女孩” 真实而理想，平凡又有趣。“别的女孩” 想要点别的生活，敢于做别的想象。这里是关于这些女孩的故事。
大年夜，看到一个娱记朋友发的朋友圈，“全世界新年快乐，渣男和三儿除外”，我忍住了向她“出柜” 的冲动。如果我告诉她，我就是她所不齿的 “小三”，而且从关系确定前就主动拥抱了这个身份，她会怎样想？是像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把我视为被包养的情妇，还是寻欢作乐的浪女？
我大可有板有眼地反驳：在强制一对一异性恋关系的社会规范下，这些认识都是给女性贴的污名化标签。主流观念将性刻画成一种男性想要而由女人控制的事情，在文化上赋予了男性正当的出轨理由，也将 “第三者” 矮化为引诱男人的性玩物，而不是独特的个体或爱的主体。
可我知道，大多人都没兴趣听我怎么想，如何感受。在一年多时间里我曾经历多少惶惑也只有我自己知道。他日益成为了我的情感黑洞，把我吞没，越努力越徒劳。我在相熟的 “metoo女孩” 身上清晰地感受到她们通过言说重获的力量感；而我不行，我无法言说。毕竟，当初我没有多少挣扎就主动爱上了他。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论我会为此历经多少创伤我都不能怪罪任何人。而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思考，才明白我也没有理由怪罪自己。从经典的《第二性》到发展心理学书籍《执迷：如何正常地爱与被爱》，还有《单身时代》、《情妇史》，以及《面纱》、《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小说，作为自身的参照它们都很有帮助，但无法帮我走出困局：在这个事情上，我没办法纯粹理智地出于为自己考虑去计算得失，否则我根本不会进入这个关系。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香港女性主义社会学者何式凝的言行视为 “解药”。她曾公开自己与一位已婚银行家的恋情，行文和访谈的立足点都是女性要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是他的唯一，不要在爱里计算回报。因此，我一度在比较双方的感情观时，认为女性身上爱的真诚、奉献、无私价值大大优于男性，直到读到批判观点时才恍然大悟：这种对女性所谓本质的阐释和理解，不过是反映和再造主流性别文化关于女性的种种设想。难怪有识者批评何式凝鼓吹 “圣母心” 的陈词滥调对女性无益。
直到情人节前一天，我买到一本研究 “第三者” 的社会学专著《夹缝中的女性》（THE NEW OTHER WOMAN: Contemporary Single Women in affairs with Married Men），写于美国80年代，台湾2018年10月才翻译出版。作者 Laurel Richardson 访谈了55位 “小三”，将她们命名为 “新型第三者”（The New Other Women）。
我简直就像在读自传一般，原来这段关系中我的情绪、我的所思所想，都没有一丁点特别之处，甚至我写过的许多话都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引语和论据。社会性别制度对亲密关系的浸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和我相似的女人。这个被迫消隐的灰色世界终于透过这本书显露，让我直观地看到，这是许多女人的共同命运。我不是孤单一人。
平等关系的陷阱？
《夹缝中的女人》中的 “第三者” 所谓 “新型”，是为了区别于 “故意偷猎的情妇” 这一刻板印象（这个印象本就是不够有代表性的少数）。她们并不想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婚姻，恰恰相反，她们将自我认同的目标与亲密关系解绑，相信自己在亲密关系里就和在公共领域里一样，可以获得独立和控制权。这多少要归功于妇女解放和性解放运动。关于亲密关系的社会观念也在逐步开放，婚姻不再被视为必须 “从一而终”，而是一个选择过程，“自我发现“ 是重要因素。
这与我的经验完全契合。最初我对越轨的否定，很快转向成为自我肯定，拥抱自己的身体欲望，满足于婚外恋构筑的纯粹和自由：不用负担妻子的日常照料角色，不用被稳定的亲密关系压榨精力，有更多时间投入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 对此，已婚男人比普通伴侣显得支持得多（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就不会那么黏他）；在性方面，禁忌和限制带来更多刺激和解放，我可以感受到性自主，同时不用面对普通伴侣 “索求过多” 的性压力。我认真地想过：像我这样的亲密关系疏离者，“小三” 这个角色其实很适合我。
“爱上的是你代表的概念和存在”
有的女人在一段关系结束后仍然愿意再做 “第三者”，部分原因也是她从中感到一种胜于一般恋情的关系平等，并将此归结于情人的已婚状态。而 Richardson 指出，这种表面的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未经考验的关系 —— 少了每日持家管钱的生活冲突，“谁的事业更重要” 的权力较量，还有生养教育孩子相关的纷争。而这种考验的结果往往是，女人留下坚持，男人另找出口，对妻子的不公显而易见。
“已婚状态” 本身就是恋情的催化剂。因为隐私性，他们可以自由定义双方的关系，又因为现实的限制，他们珍惜有限的相处时间，同时感到情感上的安全 —— “既然费心思、挤出时间来安排约会，对方必定是在乎我的。” 再重申一次，妻子当然有理由对此感到极度不公，如《昼颜》里北野太太有理由愤怒大喊：你们怎么能把婚外情谈成了 “初恋” 还沉浸在自我感动里呢？
不过随着深陷爱恋，我和 “她们” 一样，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这个 “新世界” 是被污名的，它的存在和人在其中的身份都永远不稳定。对 “小三” 而言，无需满足社会期望同时意味着没有社会支持。长久以往，我感到被架空了 —— 可能为了证明和他之间的感情，纪念品和纪念日都被赋予满满的象征意义。
来自作者
在 “隐藏” 和 “展示” 之间，空间与时间都由男人的已婚状态控制。不知不觉间，我调整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圈以配合他的行程表。因为害怕曝光，我不再能和亲友谈论自己，因而导致情感的隔离又加剧了对他的依赖。即使是对亲密关系有经验、精于 “划界” 的独立女性，一旦将安排约会时间的权利交予对方（这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也会越来越身不由己、患得患失、丧失自尊，时间和精力被负面情绪占据。这种模式高度近似于精神控制。
走到今天我不得不惊叹，我离刚开始这段关系的自己已经有多么遥远。赤诚相见？不存在的。起初那些有关真爱和自我实现的梦想，都被现实消解成幻梦，有的只能是隐瞒和自欺。我主动向后退去，以一种 “这也没什么不好” 的口吻，在许多个节日到来前早早做好个人安排，避开希望的落空。
一她和她的战争？
婚外恋的起点是什么？大多数人是误打误撞地进入这类关系。发生婚外恋的时机，往往是女性在人生的转折过渡期（这种过渡性质正是现代女性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比如重新回到学校进修、离异、换工作等等，正重新检视自己原本的身份，也可以接受一段新的经历。一对男女的偶遇总是蕴含潜在的性元素，但男性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相信自己对她有性吸引力，而女性则希望自己作为一个 “人” 被他尊重和发生兴趣。而当女性进入各种曾经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很多男性还是天然地将女性置于性爱角色之中，这影响他们评判一个女人具备的真实能力，也增加了婚外情的可能。
进入关系之后，为了让自己好过，减轻负罪感，“第三者“ 会假装 “妻子” 不存在，或者轻信他的描述：他们的婚姻存在问题，而妻子才是问题的根源。没有任何人能告诉她他的另一面。
来源：纽约客
我完全不认识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妻子的任何细节。越具象越会不自主地进行 “对比”，无论她是完美的还是糟糕的，都会成为反噬我的力量，我甚至不知道哪一个更严重。每次约会到深夜，他送我回家继而离开，都会对我的情绪产生难以言喻的扰动 —— 他又要回到她的身边，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孤独。我几次想要放弃，和他回归普通朋友，因为我越来越没法忽视 “她” 即便抽象的存在。我抓住很多机会或暗或明地提醒他 “珍惜和陪伴家人”，甚至教育他接受女性主义思想。我几乎分不清这是自虐还是自我开脱。
世间婚外恋种种，似乎总是很难避免成为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的战争”，两个女人在心中互相矮化对方，男人变相鼓励这种比较和对立（为此制定规则和裁判），到了极端的程度两个女人互相羞辱伤害。连木子美都不例外。这恰恰是我极力想避免的。
对于经济独立的现代人来说，男性从婚外恋中获得的益处远多过女性，就跟男性从婚姻中获得的益处远多过女性一样：性满足、自信心和权力，“正是女性运动过去所挑战的男性特权。”
我曾写过这样的自我批判：
不知不觉间我竟完成了一个 “完美小三” 的角色建构。我以为我拒绝了家庭价值、消费主义对女性的双重物化，却没能抵抗男性中心社会制造的 “主体化陷阱”；我以为我对假想中的这位妻子的理解乃至肯定，避免了同性间的敌对战争，实际上我的一切行为都加强了男性特权及其安全感 —— 不付任何责任义务，即可享受的情欲自由和权利。家务付出或者感情支持既非必要，又由不同女性主动奉献，没有稀缺性，更不被重视，制造了劳动和情感的双方面剥削。这不仅削弱了两位女性的实际利益（假设他投入感情的时间和金钱资源总量固定，在二者之间分配），甚至还固化了男性内部在偶配市场面对的不平等。
当我把这段文字发给他时，他说 “有种被大字报揭批的感觉”。他彻底的不安，让我既好笑又抱歉，也轻易便说服了自己，“无论如何，爱情本身就是最强力的权力机制不是吗，我有必要把深爱的他树立成性别斗争的敌人吗？”
正如 Richardson 所言，很少有女人会利用女性运动信念让自己从婚外情中抽身，即使是女性主义者也不例外，相反，她们会运用现代社会所谓的 “觉醒” 将婚外情合理化，获得反抗社会规范的自由假象。我也没例外，至少当时没有。
未来的亲密关系
齐美尔说，二元关系是最脆弱的人类关系，因为假使一个人走了，关系就终结了。根据 Richardson 的访谈经验，越是独立、少依赖的 “第三者”，尤其是选择主动分手的人，所受伤害就越小。我知道我过去留恋的，除了内心深处渴望的浪漫之爱，还有知识以及实际或潜在的工作帮助。只有认识到获得这一切完全可以不经由他、不依赖他，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真爱” 还是 “诱骗”、“继续” 还是 “离开”，感觉总在两端游走。我天真地和自己打过几次赌，意料之中的满盘皆输。
来自作者：曾经邀请前任一起玩某个 H5 页面游戏，合作绘制一张亲吻图。因为现在已经把他微信删了，手机里只找到自己单独的这张（对，现实中我们从来不拍照不合影。）
我很喜欢书中一位受访者的自白，“结束关系，就像坐在一列火车上，火车还要很久才进站，但你知道它会停，你会下车。你利用最后那点时间来准备下车。旅行这件事是有点苦乐参半的，你不觉得吗？”
书中55段婚外恋，短则一两年，长则十数年，无一例外都走到了尽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我竟然长舒了一口气。我将这本书的结尾视为对自己的祝福，当然也是我从这段关系中已然得到的最好的教益：
“拒绝再当第三者，接受 ‘我可以终生不和男人有浪漫关系’ 的女性，将来再进入两性关系时，最有可能与男性建立诚实、平等的关系。因为她们在经济和心理皆独立于男人之外，不需要凑活，不会妥协去接受一种不符合理想的状态，不接受退而求其次。这些女人是以真正平等的个体姿态，进入两性关系。她们没必要再当 ‘寻找一段美好恋情却陷入欺骗’ 的新时代第三者了，因为她们本身已拥有许多现代女性所追寻的 —— 自由与安全感。”
如是，我就仍然走在自省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