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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人来说，解决家务的真正魔法是什么？
家务小魔女，从来不存在。
“别的女孩” 有很多种样子。“别的女孩” 真实而理想，平凡又有趣。“别的女孩” 想要点别的生活，敢于做别的想象。这里是关于这些女孩的故事。
“在无神的橱窗眼睛背后，陈列着世界上的各种财富：印度的披肩、美国的左轮手枪、中国的瓷器、巴黎的胸衣、俄罗斯的皮衣和热带地区的香料。但是在所有这些来自如此众多国家的商品正面，都挂着冷冰冰的白色标签，上面刻有阿拉伯数字，数字后面是简练的字母 L, s, d,（英镑、先令、便士）。”
这是马克思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描述，用来讨论当今时代的消费怪象再合适不过。我们生活在以堆积、丰盛为特征的 “消费社会”，人们投入无节制的购物，原因可能是纾解压力、调试负面情绪、奖励自己，或者单纯就是愿意。总之只要你想买，没有找不到的理由。但事实是，我们和物的关系逐渐变味，消费作为人类活动的产出反过来包围人、塑造人，我们也因此变成被动的存在，根据物的节奏和不断更替的现实而生活着。那些被剥夺的非特权阶层个体急切地需要出口，好在 “消费天堂” 里喘口气。
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应运而生。
Richard Hamilton 对消费文化的讽刺作品《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具有魅力？》（1956）作品中的拼贴图像大多来自当时美国的潮流杂志，承载了人们对于摩登家庭 “应该” 如何的想象，至今仍适用。
这几年开始，大量励志书籍、杂志和线上 vlog 都在教你如何有计划地对家庭进行断舍离、选择性简化社会关系、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排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最大化消费和劳动生产的既有社会观念，倡导更加简洁闲适的生活态度。
最近正当红的是堪称日本版 Marry Poppins 的整理咨询师近藤麻理惠。她撰写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2010）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并且长期蝉联畅销榜榜首，而2019年初 Netflix 制作的真人秀《和近藤麻理惠学整理》更是将她的事业推向高峰。这套已经被神话的方法论包括：在集中的时间彻底整理完善、按照物品的类别而非场所进行整理、对丢不出手的东西说谢谢，以及最重要的 —— 根据接触物品那一瞬间的怦然心动决定它的去留。
只要奉行这套理论，我们便可以拥有洁净、有条理的家庭环境，“做家务” 从苦差事变成乐趣，甚至是收获更加幸福快乐的人生。
近藤麻理惠 | 图源：Konmari Media
听起来确实让人怦然心动，但整理真的可以是 ”乐事“ 吗？我有些怀疑。
要驳斥这个观点不难，首先极简生活不过是一种新的文化消费变体，无视社会阶层的因素（想想被迫逃离家乡的难民，极简主义对 TA 们来说可不是什么美好的愿景）。不过我先不说这些，我想说说 “整理改变人生” 背后的性别分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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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其家中进行一次戏剧性的整理，那么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甚至他的人生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 麻理惠在书的前言部分写道，“我对这点充满自信。”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关系，书中用的性别代词是 “他“，即使后面写到的反馈其实都来自女性。我当然也不否认这本书对男性的意义，而且事实上，喜欢做家务的男性的确大有人在，不过在 Netflix 真人秀选取的个体家庭故事中，性别分工是非常明显的。
Netflix 真人秀第三集带我们进入绰号为 “神奇四侠” 的黑人家庭。丈夫道格拉斯从事音乐行业，妻子卡特莉娜是一名美发师，只有她能理解整个家庭错综复杂的计划，为所有物品 “应该在” 的位置负责。丈夫（自豪地？）对麻理惠说：“我们要找某件衣服时去问她，她总会告诉我们。” 儿子诺兰对妈妈 “有求必应屋” 的属性作出了更为形象的描述：“这是真实的日常挣扎，有时候只有我自己在家，会遇到 ‘damn，这东西在哪里啊？我现在就要用’ 的情况，紧接着想到 ‘必须给妈妈发短信’，我会不停地刷屏直到她回复我，就是这么依赖她。”
图源：Netflix
然而卡特莉娜的 “功能” 不但被当作理所当然，偶尔态度不好还被认为是唠叨和 “不耐烦”。她看到孩子们不情愿做整理时说到：“家里的杂乱让我很沮丧。我想让TA 们感受到家的氛围，而这应该要从我做起，我真的这么认为。结果是 TA 们的功课都变成我来做......每个人都跑过来问 ‘妈妈，你把我的东西放到哪里了？’ 我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想让他们感觉头脑平静，但有时候还是会烦，TA 们什么都来问我，这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希望 TA 们能够明白这点。”
图源：Netflix
对于卡特莉娜而言，家不是可以放松的地方，反而比传统意义上的 “工作” 更像是工作，而且没有下班时间。等待着她永远是没洗的碗筷、急躁的孩子、无法裁决的争吵（尤其是多子女家庭）以及不负责任的伴侣。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Arlenes Daniels 在其论文《不可见工作》（Invisible Work）里指出，如果只把那些 “不得不做” 以获取薪酬的活动算作工作，那么绝大多数女性的家庭劳动都难以得见，更别提相应的尊重与回报。这样不仅是无视女性对于社会和亲密关系的贡献，更会导致性别失衡的持续再生产。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奶奶退休后是有名的 “家事处理员”，我家甚至是亲族事宜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爷爷对此却很是不屑，“地球离了你不转吗？” 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事实上，要是离了我奶奶，地球继续转，他的生活倒是两天都转不了。
这句话也抛出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 —— 为什么这类家庭工作的价值不可见，而女性又像戴上了紧箍咒似的 ”非做不可“？
尽管性别平等已经在公共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例如女性受教育和职业选择等），私人领域却没有看到这样的进展。女性努力地在职场跟上她们伴侣的脚步，但那些丈夫（注意，不是全部）不仅没有试图回归家庭，研究表明他们反而把工作时间拉得更长。
因此职场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某种 “过劳” 的局面：她们不仅要承担在外朝九晚五的 “第一份工”，回家后做家务活和照看子女的 “第二份工”，还有最难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第三份工”（third shift），又称 “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ur）—— 女性要花费很多时间用于平衡工作和生活、回应伴侣和孩子的情感索求，以及对家庭琐事进行计划和管理（例如孩子几点接送、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是否需要去超市采购等等）。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后者的这趟心灵旅程远比打破职场天花板来得更加疲惫。它就像哈利·波特里的 “吼叫信”，不断地发出负面甚至是谴责的声音，告诉我们哪里没做好，提醒着我们那些 “应该做” 而不是想做的事情，片刻不得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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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是错觉 “情绪劳动” 与女性特质相连 —— 因为 “女人天生容易共情“（并不绝对，很大部分是社会化的结果），所以就更加胜任情绪工作，好像无需学习、技巧和努力便可以轻松完成。然而事实与之正好相反：亲密关系需要夫妻双方（以及孩子）共同经营，而计划、照顾和管理家庭从来不是女性理所当然的 “爱的表达”，它完全可以也应该用资本世界的标准进行衡量和计算。所以并不是 “女性天生擅长这些事”，而是她们被分配到这个未经命名的岗位，只能通过学习相关技能来适应它，久而久之习惯成 “自然”。结果就是，很多女性自己也认为这是本职所在，并且放弃计算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这是更令人担忧的 —— 女性会不自觉地内化这种社会期望，让这些标准成为她们看待自己的生活、个人成就、甚至是主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心理学家 Carol Tavris 就曾对女性这种持续的心理活动作出描述：
“一个女人将孩子送去日托所会担心自己是否没能做个好母亲；但如果她偶尔翘班在家陪孩子，又会担心自己的事业面临失败。一个女人在职场崩溃大哭会担心哭泣是否是好事，因为自己是女性，或者是坏事，因为这显得很不专业。一个女人花费很多时间来照顾伴侣和生病的父母，她感到这是作为女性应该做的，却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独立个体的可能。”
这份判断女性 “得失” 的清单如果再细分，还有给婴儿喂配方奶、家里乱糟糟、购买现成速食、发胖以及离婚等等。如果你仔细观察 Netflix 真人秀选取的6个异性恋家庭，会发现妻子和丈夫对待整理任务的态度迥然不同。妻子们看到杂物成堆往往表现出的态度是惊慌和羞愧，好像没能游刃有余地管理家庭是自己的 “失职”。
“我觉得没能让她（女儿凯西）站上成功的起跑线，” 卡特莉娜看到女儿房间里到处乱放的衣服感到十分自责。
图源：Netflix
这些负面情绪被心理学家 Edward Hallowell 定义为 “有毒的焦虑” （toxic worry），长此以往会给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其直观表现就是，女性可能因此变得更加易感易怒，而这会进一步加深女人情绪化、“不讲道理” 的刻板印象，甚至影响家庭亲密关系的存续。
即使这些情绪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女人本身，而是结构上的劳动力分配失衡。
男性则很少受到这种 “有毒的焦虑“ 困扰。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需要进行 “情绪劳动”，只是对男性而言，”情绪劳动“ 往往是（家庭）人际关系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无关，做了加分，不做也不满分，因此他们对待杂物的态度顶多是恼怒，而非怪罪自己。
Netflix 真人秀第一集拍摄的是住在加州的法兰德家，丈夫凯文在餐饮供应公司做销售经理，妻子雷切尔主要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同样的，是她负责所有家务以及相应的 “情绪劳动”，而丈夫还要因为雇人洗衣服这件事感到非常生气，理由是 “我们完全有能力 ‘共同’ 做好”。但真到具体实施的时候，他又会以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借口，抱怨道 “你不整理吗，还是要我来？” 潜台词是，整理本来 “应该” 是妻子的工作，而他只有在被明确要求的时候才会 “帮忙”，反之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个沙发土豆。
图源：Netflix
麻理惠对此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我将教会家里每个人如何对自己的物品负责。” 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以往女性 “大包大揽” 的局面，起码丈夫开始整理他们很旧却舍不得扔的衣服，和收集了20多年的棒球卡片。
但共有领域的那些 “不平等” 还是原样存在，甚至变得更糟。在 “小件物品” 收纳环节，麻理惠总是有些武断地将妻子指派到厨房，丈夫则前往车库。这种默认的家庭分工使得男性无法切身体会到 “情绪劳动” 的压力，反正重任可以继续由他们的伴侣承担。
“现在我每天都会整理床铺，我不会让自己变懒，我想这样做是因为我想保持这种感觉。” 节目最后，雷切尔还是在用 ”自我审视“ 的方式看待家庭 —— 并不是别人施加的压力哦，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而麻理惠能给予她的安慰只有那句：“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我也一样。”
图源：Netflix
只是，你要做多少劳动才能赚来这一点 “福利”？如果我每天都很累，每天下班都不想打扫呢？那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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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真的只能顺其 “自然” 吗？
当然不是。英国 Everyday Sexism Project 曾在2016年发起 #家务挑战，要求伴侣双方记录接下来两周自己做过的所有家务活（包括 “情绪劳动”），然后为期一年交换执行列表上出现的内容。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预见将会是场噩梦，丈夫或许会遗漏晚餐所需的食材，将汽车年检抛在脑后，甚至是忘记接孩子的时间（我爸就曾在隔壁班听完全程家长会，回来说老师根本没提我的名字）。
但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注意到是谁承担起家里绝大多数的工作，以及这些 ”理所当然“ 里暗含着怎样的压力。
麻理惠的 “整理魔法” 不是乐事，它对女性意味着更上一层的学习和修炼。与其让女性在家务之余，还要承担起 “整理” 的责任，甚至让这种 “生活方式” 成为评判女性 “家务能力” 的最新标准，不如实在点，别温柔地绕弯子了，让家里沙发上的那个土豆站起来一起劳动吧。“共享家务” 才是可见的怦然心动。
家务小魔女，从来不存在。
“别的女孩” 有很多种样子。“别的女孩” 真实而理想，平凡又有趣。“别的女孩” 想要点别的生活，敢于做别的想象。这里是关于这些女孩的故事。
“在无神的橱窗眼睛背后，陈列着世界上的各种财富：印度的披肩、美国的左轮手枪、中国的瓷器、巴黎的胸衣、俄罗斯的皮衣和热带地区的香料。但是在所有这些来自如此众多国家的商品正面，都挂着冷冰冰的白色标签，上面刻有阿拉伯数字，数字后面是简练的字母 L, s, d,（英镑、先令、便士）。”
这是马克思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描述，用来讨论当今时代的消费怪象再合适不过。我们生活在以堆积、丰盛为特征的 “消费社会”，人们投入无节制的购物，原因可能是纾解压力、调试负面情绪、奖励自己，或者单纯就是愿意。总之只要你想买，没有找不到的理由。但事实是，我们和物的关系逐渐变味，消费作为人类活动的产出反过来包围人、塑造人，我们也因此变成被动的存在，根据物的节奏和不断更替的现实而生活着。那些被剥夺的非特权阶层个体急切地需要出口，好在 “消费天堂” 里喘口气。
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应运而生。
Richard Hamilton 对消费文化的讽刺作品《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具有魅力？》（1956）作品中的拼贴图像大多来自当时美国的潮流杂志，承载了人们对于摩登家庭 “应该” 如何的想象，至今仍适用。
这几年开始，大量励志书籍、杂志和线上 vlog 都在教你如何有计划地对家庭进行断舍离、选择性简化社会关系、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排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最大化消费和劳动生产的既有社会观念，倡导更加简洁闲适的生活态度。
最近正当红的是堪称日本版 Marry Poppins 的整理咨询师近藤麻理惠。她撰写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2010）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并且长期蝉联畅销榜榜首，而2019年初 Netflix 制作的真人秀《和近藤麻理惠学整理》更是将她的事业推向高峰。这套已经被神话的方法论包括：在集中的时间彻底整理完善、按照物品的类别而非场所进行整理、对丢不出手的东西说谢谢，以及最重要的 —— 根据接触物品那一瞬间的怦然心动决定它的去留。
只要奉行这套理论，我们便可以拥有洁净、有条理的家庭环境，“做家务” 从苦差事变成乐趣，甚至是收获更加幸福快乐的人生。
近藤麻理惠 | 图源：Konmari Media
听起来确实让人怦然心动，但整理真的可以是 ”乐事“ 吗？我有些怀疑。
要驳斥这个观点不难，首先极简生活不过是一种新的文化消费变体，无视社会阶层的因素（想想被迫逃离家乡的难民，极简主义对 TA 们来说可不是什么美好的愿景）。不过我先不说这些，我想说说 “整理改变人生” 背后的性别分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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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其家中进行一次戏剧性的整理，那么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甚至他的人生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 麻理惠在书的前言部分写道，“我对这点充满自信。”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关系，书中用的性别代词是 “他“，即使后面写到的反馈其实都来自女性。我当然也不否认这本书对男性的意义，而且事实上，喜欢做家务的男性的确大有人在，不过在 Netflix 真人秀选取的个体家庭故事中，性别分工是非常明显的。
Netflix 真人秀第三集带我们进入绰号为 “神奇四侠” 的黑人家庭。丈夫道格拉斯从事音乐行业，妻子卡特莉娜是一名美发师，只有她能理解整个家庭错综复杂的计划，为所有物品 “应该在” 的位置负责。丈夫（自豪地？）对麻理惠说：“我们要找某件衣服时去问她，她总会告诉我们。” 儿子诺兰对妈妈 “有求必应屋” 的属性作出了更为形象的描述：“这是真实的日常挣扎，有时候只有我自己在家，会遇到 ‘damn，这东西在哪里啊？我现在就要用’ 的情况，紧接着想到 ‘必须给妈妈发短信’，我会不停地刷屏直到她回复我，就是这么依赖她。”
图源：Netflix
然而卡特莉娜的 “功能” 不但被当作理所当然，偶尔态度不好还被认为是唠叨和 “不耐烦”。她看到孩子们不情愿做整理时说到：“家里的杂乱让我很沮丧。我想让TA 们感受到家的氛围，而这应该要从我做起，我真的这么认为。结果是 TA 们的功课都变成我来做......每个人都跑过来问 ‘妈妈，你把我的东西放到哪里了？’ 我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想让他们感觉头脑平静，但有时候还是会烦，TA 们什么都来问我，这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希望 TA 们能够明白这点。”
图源：Netflix
对于卡特莉娜而言，家不是可以放松的地方，反而比传统意义上的 “工作” 更像是工作，而且没有下班时间。等待着她永远是没洗的碗筷、急躁的孩子、无法裁决的争吵（尤其是多子女家庭）以及不负责任的伴侣。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Arlenes Daniels 在其论文《不可见工作》（Invisible Work）里指出，如果只把那些 “不得不做” 以获取薪酬的活动算作工作，那么绝大多数女性的家庭劳动都难以得见，更别提相应的尊重与回报。这样不仅是无视女性对于社会和亲密关系的贡献，更会导致性别失衡的持续再生产。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奶奶退休后是有名的 “家事处理员”，我家甚至是亲族事宜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爷爷对此却很是不屑，“地球离了你不转吗？” 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事实上，要是离了我奶奶，地球继续转，他的生活倒是两天都转不了。
这句话也抛出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 —— 为什么这类家庭工作的价值不可见，而女性又像戴上了紧箍咒似的 ”非做不可“？
尽管性别平等已经在公共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例如女性受教育和职业选择等），私人领域却没有看到这样的进展。女性努力地在职场跟上她们伴侣的脚步，但那些丈夫（注意，不是全部）不仅没有试图回归家庭，研究表明他们反而把工作时间拉得更长。
因此职场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某种 “过劳” 的局面：她们不仅要承担在外朝九晚五的 “第一份工”，回家后做家务活和照看子女的 “第二份工”，还有最难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第三份工”（third shift），又称 “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ur）—— 女性要花费很多时间用于平衡工作和生活、回应伴侣和孩子的情感索求，以及对家庭琐事进行计划和管理（例如孩子几点接送、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是否需要去超市采购等等）。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后者的这趟心灵旅程远比打破职场天花板来得更加疲惫。它就像哈利·波特里的 “吼叫信”，不断地发出负面甚至是谴责的声音，告诉我们哪里没做好，提醒着我们那些 “应该做” 而不是想做的事情，片刻不得歇。
//
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是错觉 “情绪劳动” 与女性特质相连 —— 因为 “女人天生容易共情“（并不绝对，很大部分是社会化的结果），所以就更加胜任情绪工作，好像无需学习、技巧和努力便可以轻松完成。然而事实与之正好相反：亲密关系需要夫妻双方（以及孩子）共同经营，而计划、照顾和管理家庭从来不是女性理所当然的 “爱的表达”，它完全可以也应该用资本世界的标准进行衡量和计算。所以并不是 “女性天生擅长这些事”，而是她们被分配到这个未经命名的岗位，只能通过学习相关技能来适应它，久而久之习惯成 “自然”。结果就是，很多女性自己也认为这是本职所在，并且放弃计算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这是更令人担忧的 —— 女性会不自觉地内化这种社会期望，让这些标准成为她们看待自己的生活、个人成就、甚至是主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心理学家 Carol Tavris 就曾对女性这种持续的心理活动作出描述：
“一个女人将孩子送去日托所会担心自己是否没能做个好母亲；但如果她偶尔翘班在家陪孩子，又会担心自己的事业面临失败。一个女人在职场崩溃大哭会担心哭泣是否是好事，因为自己是女性，或者是坏事，因为这显得很不专业。一个女人花费很多时间来照顾伴侣和生病的父母，她感到这是作为女性应该做的，却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独立个体的可能。”
这份判断女性 “得失” 的清单如果再细分，还有给婴儿喂配方奶、家里乱糟糟、购买现成速食、发胖以及离婚等等。如果你仔细观察 Netflix 真人秀选取的6个异性恋家庭，会发现妻子和丈夫对待整理任务的态度迥然不同。妻子们看到杂物成堆往往表现出的态度是惊慌和羞愧，好像没能游刃有余地管理家庭是自己的 “失职”。
“我觉得没能让她（女儿凯西）站上成功的起跑线，” 卡特莉娜看到女儿房间里到处乱放的衣服感到十分自责。
图源：Netflix
这些负面情绪被心理学家 Edward Hallowell 定义为 “有毒的焦虑” （toxic worry），长此以往会给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其直观表现就是，女性可能因此变得更加易感易怒，而这会进一步加深女人情绪化、“不讲道理” 的刻板印象，甚至影响家庭亲密关系的存续。
即使这些情绪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女人本身，而是结构上的劳动力分配失衡。
男性则很少受到这种 “有毒的焦虑“ 困扰。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需要进行 “情绪劳动”，只是对男性而言，”情绪劳动“ 往往是（家庭）人际关系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无关，做了加分，不做也不满分，因此他们对待杂物的态度顶多是恼怒，而非怪罪自己。
Netflix 真人秀第一集拍摄的是住在加州的法兰德家，丈夫凯文在餐饮供应公司做销售经理，妻子雷切尔主要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同样的，是她负责所有家务以及相应的 “情绪劳动”，而丈夫还要因为雇人洗衣服这件事感到非常生气，理由是 “我们完全有能力 ‘共同’ 做好”。但真到具体实施的时候，他又会以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借口，抱怨道 “你不整理吗，还是要我来？” 潜台词是，整理本来 “应该” 是妻子的工作，而他只有在被明确要求的时候才会 “帮忙”，反之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个沙发土豆。
图源：Netflix
麻理惠对此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我将教会家里每个人如何对自己的物品负责。” 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以往女性 “大包大揽” 的局面，起码丈夫开始整理他们很旧却舍不得扔的衣服，和收集了20多年的棒球卡片。
但共有领域的那些 “不平等” 还是原样存在，甚至变得更糟。在 “小件物品” 收纳环节，麻理惠总是有些武断地将妻子指派到厨房，丈夫则前往车库。这种默认的家庭分工使得男性无法切身体会到 “情绪劳动” 的压力，反正重任可以继续由他们的伴侣承担。
“现在我每天都会整理床铺，我不会让自己变懒，我想这样做是因为我想保持这种感觉。” 节目最后，雷切尔还是在用 ”自我审视“ 的方式看待家庭 —— 并不是别人施加的压力哦，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而麻理惠能给予她的安慰只有那句：“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我也一样。”
图源：Netflix
只是，你要做多少劳动才能赚来这一点 “福利”？如果我每天都很累，每天下班都不想打扫呢？那还得了。
//
那么我们真的只能顺其 “自然” 吗？
当然不是。英国 Everyday Sexism Project 曾在2016年发起 #家务挑战，要求伴侣双方记录接下来两周自己做过的所有家务活（包括 “情绪劳动”），然后为期一年交换执行列表上出现的内容。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预见将会是场噩梦，丈夫或许会遗漏晚餐所需的食材，将汽车年检抛在脑后，甚至是忘记接孩子的时间（我爸就曾在隔壁班听完全程家长会，回来说老师根本没提我的名字）。
但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注意到是谁承担起家里绝大多数的工作，以及这些 ”理所当然“ 里暗含着怎样的压力。
麻理惠的 “整理魔法” 不是乐事，它对女性意味着更上一层的学习和修炼。与其让女性在家务之余，还要承担起 “整理” 的责任，甚至让这种 “生活方式” 成为评判女性 “家务能力” 的最新标准，不如实在点，别温柔地绕弯子了，让家里沙发上的那个土豆站起来一起劳动吧。“共享家务” 才是可见的怦然心动。
